材料一

1872年，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指出，上海各工厂“日需外洋煤铁”极多，“可忧孰甚”。他建议清政府“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清政府采纳李鸿章建议，决定先在部分地区试办“开采煤铁事宜”。

—摘编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等

材料二

新中国“一五”计划指出： “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它的勘探进度，资源供应的保证程度，是合理地分布生产力、建立新工业基地、正确地规定工业建设计划的先决条件。”为此，国家要求“有计划地展开全国矿产的普查工作”，“加强对某些从前没有发现或者很少发现的和目前特别缺乏的资源(例如石油)以及在地区上不平衡的资源的普查工作和勘探工作”

——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材料一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注：商办企业注册资金1万元，外商企业注册资金10万元，10万元以下未做统计）

材料二：《孙中山伟大的历史贡献》一文中提到：“在一个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即当国家命运还不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是一句空话。”

材料一：尽管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原意，并非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但是这些企业终究意味着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出现了新兴的生产方式。洋务派通过创办民用企业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利用部分私人资本生产产品……也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

材料二：欧战爆发后，民族工业很快显露出加速发展的步伐，其中棉纺织工业发展尤其突出。这首先是来自企业丰厚盈利的刺激。大约从1914年开始，高盈利率仿佛“一强有力之兴奋剂”，刺激国人竞相投身棉纺织工业。欧战爆发后日本棉纺织垄断资本咄咄逼人的扩张之势，也迫使民族棉纺织企业急切寻求发展。

﹣﹣罗萍《短暂的辉煌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材料三：30年代民族工业已由过去单纯依靠外延扩大生产为主转向以搞技术改造为主，这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重要战略转变。如1934年创办的永利化学公司总技师、留美化学博土侯德榜，为探索苏尔维制碱法的奥秘试验十余年，创造了中国的“侯氏制碱工程”，这是亚洲人首次新法制碱成功。

﹣﹣许建平《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特点（1930﹣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