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65年，中亚的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阿古柏勾结英国和俄国，妄图分裂中国领土。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东南沿海出现危机，李鸿章认为，“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应加强海防力量，其主张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者。但也有一些“塞防论”者反对。左宗棠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可偏废。1875年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提出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方针，经充分准备，于1876年4月在肃州（今酒泉）誓师，率军进疆，不久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在西征军的打击下，阿古柏走投无路，服毒自杀。1878年1月2日，和田克复，清军取得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周王朝就有了“君权神授”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依照这个理论，中国古代君王建立起以宗法制度为纽带的分封制度……对待周边蛮夷国家，中国除要用强大实力使之“畏威”之外，更应以“德惠”使四夷倾心内服。《礼记•中庸》主张对诸侯和更远方的国家采用“怀柔”政策包括“厚往而薄来”的恩惠大度方针。按照儒家学说，中国君主与其它各国君主的关系，只能是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外国来使均为朝贡者，故没有形成平等国家间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礼仪。因此，古代中国统治者认为自己不需要外交，无需常设的外交机构，只是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办理海道和陆路往来的各国事务。

——摘编自《中国外交从宗藩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型》

材料二：荷兰政治思想家雨果•格劳秀斯（1583-1645）认为，国家间的交往不应以强力作为基础，而应以各国都接受的国际法为基础，国际法的准则应该是正义和公理。1625年，格劳秀斯发表《战争与和平法》成为当时国际关系的重要法律依据，逐步为各国统治者所接受。……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的召开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结束国际争端和国际战争的先例。在欧洲确立了常驻代表机关制度。……18世纪，西方各国都建立起单独的外交机构。1708年，英国通过了《外交优惠法案》，提出了外交官执行公务时不得加以阻碍的条文。1815年维也纳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外交人员等级的章程》，规定了大使、公使、代办三级外交代表制度。

——摘编自《西方近代外交体制形成》

材料三：中国外交，经历了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体系向近代西方“条约体系”逐步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是对处理日益增多的“洋务”的一种被动应对，也是对建立近代外交体制的初步探索；清末“外务部”的产生，既顺应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需要，又为清王朝维持国家主权与独立形态提供了重要工具；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的成立，从形式上改变了国家外交机构，满足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抗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国最终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全面调整外交机构，优化结构布局，……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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