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唐后期起，古老的骆驼商道有了一条对等的海路。瓷器成为新途径的首选，方便、大宗、价值又高，能提高船东的利润。唐代瓷器注重异国情调、自然风格、雄浑的气质与彩绘的装饰。宋瓷则追求纹饰低调、比例均衡、形态流动、冷色系的单色色调，体现轮廓、釉色和纹饰完美整合，流露出一种文化孤芳的排外心理。元朝青花瓷的诞生是泉州穆斯林商贾和景德镇窑主共同推动的，接纳了西南亚地区（中东）的传统审美价值。明朝青花瓷工艺改进并流行。清初，珐琅彩进入中国，使瓷器用色逐渐涵盖彩虹的所有缤纷。

    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和商人频繁往来于欧洲与中国，世界开始聚焦中国。耶稣会士的中国报告和以拉丁文翻译的儒家经典，陆续在法国出版，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中国瓷器的造型风格、优良质地及瓷器上的图案花式和绘画深受欧洲人喜爱，欧洲各国作坊加以仿造。1769年，英国玮致伍德建立陶厂，此后引进机器生产，并采用新式转印技术。他不仅采用景德镇的精密分工制度，还推出创新的管理方式和现代商业经营事项，如市场调查、报纸广告等。

    18世纪中期后，熟悉中国的欧洲商人开始反驳耶稣会士描述的理想化形象，指出中国的官吏腐败衰弱的一面。西方知识分子很快转而反对中国，觉得不该把它视为西方社会的榜样；同样的，欧洲人也停止把中国瓷当成典范。18世纪末，欧洲瓷业将中国瓷器逐出国际市场，这与中国在世界事务上划时代的衰退同步进行，也与西方势力上升、前进成为全球重心的时序相互对应。

——摘编自罗伯特·芬雷《青花瓷的故事一中国瓷的时代》、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等

材料：徐松，清代地理学家，1781年生于浙江绍兴，二十九岁担任提调兼总纂官，辑录了如《河南志》、《宋会要辑稿》500卷、《中兴礼书》等重要的唐宋典籍，并开始了他考据学的力作《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的撰著。这些成果，奠定了他作为清代实学——乾嘉学派后期中坚的地位。

    1811年因受诬陷、打击被清政府流放至伊犁。时任伊犁将军松筠，是一个有远见的封疆大吏，他在徐松的帮助下编纂、修订了一部名为《西陲总统事略》的志书，这部志书得到新继位的道光帝的青睐，于1821年赐名《新疆识略》，并亲自撰序，付武英殿刊行，“新疆”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专有地名，首次被清朝启用。1819年，徐松赦还回到北京。他积极召集志同道合者探讨边疆问题，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研治边疆学问的氛围，当时热衷于西北边疆的学人几乎都和徐松“交往甚密”，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京师西北学人群”。后人评价徐氏的《西域水道记》和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几乎是学术界“双星”，开风气之先，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乾、嘉的琐节考据，引向祖国的西北史地和少数民族，“这是学术通向经世致用，通向救危图存的一条新路”。

——刘长明《徐松与<西域水道记>》

材料：清初，原明朝“藩封之产”，或因战乱荒芜，或因藩王勋戚逃亡后，田地为农民所占有，也有不少田土为当地豪强侵占。康熙七年（1668），清廷为了加速垦荒，增加赋税收入，下诏将“废藩田房悉行变价，照民地征粮，其废藩名色永远革除”。次年，将土地无偿给予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这些“改入民名”的田土，因为承种者“止更姓名，无庸过割”，故“谓之更名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废除了新生人口的人头税。

    雍正时，又实行“摊丁入亩”，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浙江《嘉兴府志》评价说：“田亩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

——摘编自《明清史料》

材料一：洪亮吉（1746—1809年），乾隆五十五年进士，1793年在对黔地进行考察后写出了蕴含着人口论思想的《治平篇》，文中（他）指出，“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培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曰：君、相有法乎？曰：移民开荒、轻徭薄赋、禁其浮靡、折其兼并、开仓赈民，如是而已。……此吾所以为治乎之民虑也。”但在“多子有福”的传统观念下，“其学说在当时及后世皆未尝有丝毫之影响，徒为今日历史上之资料而已”。

——摘编自张荫麟《素痴集》等

材料二：马尔萨斯（1766—1834年），英国教士、大学教授。产业革命之后，英国的人口与贫困问题日益突出。1789年，马尔萨斯出版《人口论》，指出：“没有限制，人口是呈几何速率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算术速率增长。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时，就会发生贫困和罪恶。” ……“只有自然原因（衰老、战争、瘟疫及各类饥荒）和道德限制（包括杀婴、节育、晚婚）能够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建议对劳动群众和贫困阶级采取措施，通过“饥饿、繁重的劳动、限制结婚以及战争等手段来消灭社会‘下层’，削弱这个规律的作用”……马尔萨斯首次强调人口过剩问题的重要性，其理论对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产生过影响，对这一理论的关注也引发了1801年英国全国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的实施，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近代人口学诞生的标志。

——摘编自张柏然《英汉百科知识辞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