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疾疫的制度性救疗基本阙如，只是有时会临时性采取一些救疫措施。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他们请医生尽力诊治，施医送药，还会利用自身影响力建议官府救治，积极刊刻散送药方，甚至还会举行集体的祈神驱疫的活动。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等

材料二  清末，北京沿袭旧制，尚无专门的疾病防治机构。后来，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面对来自环境的压力时，沉着应对，在整合和利用医疗卫生组织、资金、人才等方面的过程中，将疫病防控与国家改造和社会移风易俗结合起来，采用多样化的资源整合方式，发挥多方面的合力作用，建立及时快捷的反馈与纠错机制，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化“危”为“机”，成功地遏制了疫病的流行。

——王冠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整合政治资源防控疫病的举措及经验》

材料一：对于努力耕作者免其徭役，对于怠于种田或因从事手工业、贾贩活动而致贫者罚为奴隶。

——《商鞅变法》

材料二：从唐玄宗时期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中，可见大量的以经营商品为名的行会，如绢行、布行、米行、生铁行、肉行、油行、果子行、靴行等等（见《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唐代的“飞钱”、宋代的纸币，明清的商号会票，清代票号、钱庄的钱票等异地汇兑也在一些地方出现。

材料三：重农抑商政策是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短期看，应该如此。由于重农抑商，资本积累速度会放慢。但是，从长期看，则恰好相反。资本积累周期越长，积累规模将变得更加巨大。经济史料支持这种逻辑分析。清朝时期，广东怡和行商的伍秉槛拥有资本达2600万两白银，约为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当今欧美各国也没有哪一位大资本家能够拥有如此比例的巨额财产。伍秉槛的财富并非鹤立鸡群，同期的一位宁波商人拥有2000万两白银，一晋商、徽商拥资千万两白银的亦不鲜见，至于拥有百万两白银者则不计其数了。

——引自《重新认识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