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时期乡村人口向市镇流动，逐渐形成城镇。以苏州府所属吴江县为例其境内市镇人口越来越多，市镇数量也越来越多，相对的村落越来越小，乡村经济逐渐衰落。通过各大城镇的商人活动，其市场范围扩大及于全国。据上海地方志载：“闽广人于二三月载霜糖而来，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这对于地域观念的融消与社会群体意识的产生，实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赵冈《明清市镇发展综论》

材料二：20世纪20，30年代，卢作孚将北碚建设成为了全国闻名的现代化城镇，开创了“北碚模式”。他在借鉴南通经验、青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嘉陵江区域丰富的矿产资源而建设的北川铁路、文笔坨电厂等生产事业，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聚集，为北碚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他极为重视市民素养的培育，“让民众自己起来解决公共的问题”，发动民众修建了北泉公园、平民公园等设施，改善了人居环境，北碚的成功实验推动了周边乡镇公共事业的兴办。卢作孚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在地方建设中的作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成立使得当时中国科学社的众多学术精英着手“帮助四川做几件事”，这也是抗战后大量科研机构迁至北碚的发端。

——潘洵《卢作孚与中国近代乡村现代化的“北碚现象”》

材料三：新中国历史上将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较大规模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60年，农业不堪重负，不得不下放城市劳动力6000多万。第二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城市16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上山下乡插队。第三次发生在1988年，中国当时经历的是一有6400万劳动力转入乡镇企业就业，即所谓“离土不离乡”。

——彭有祥《论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时代演进》

材料四：1956—1973年是日本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期，期间美国对日投资与援助达到49.6亿美元，为日本城市经济的起飞创造了条件。日本政府为促进城市化发展，在工业用地、交通设施等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同时为使农户有时间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日本政府设法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程度，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加强了城镇、城乡间联系，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可能。

——高强《日本与美国城市化比较》

材料一：明初沿用历代匠籍制度，凡在籍手工业工匠必须受工役管理机构的支配，定期无条件为政府服劳役。成化、弘治时期，朝廷将强迫轮班匠亲身服役逐步改变为纳银代役，无力纳银允许亲身服役。到嘉靖末年，轮班工匠一律征银，朝廷以银雇工。清政权建立后，明文宣布今各省俱除匠籍为民”，后又将班匠银归并田亩或地丁代征，使“手艺贫民受益良多”。但统治者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对工商业实行重税政策，对手工业产品实行限价收购。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后，将个体手工业写入《共同纲领》，承诺政府予以扶持并积极引导个体工业经济向合作社集体制经济转变。若干个体手工业者或生产小组为解决原料、购销产品困难而自愿联合组成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此后出现了生产资料部分或全部归集体所有的生产合作社，实行分工合作、按劳分配。“一五”计划中规定：“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逐步地把手工业者引向合作化的道路，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国营工业的得力助手。”1955年底中央制定了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要求在两年内完成手工业合作化。1956年6月，手工业改造基本完成．

——摘编自萧国亮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一：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发生了一次“霾灾”，数日雾霾不散，导致通惠河上的漕运停止，京城多处粮仓告急。乾隆皇帝除了派官员到天坛祭天外，还亲自率王公大臣在紫禁城太和殿前焚香祭天。光绪年间京城曾出现一次严重的“霾灾”，数日不散，慈禧太后也曾令人在紫禁城内“祭天驱霾”。而民间遇有“霾灾”出现时，人们多到龙王庙前拜求龙王驱霾祈雨”，并在庄稼种植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初春，出现了一次“霾灾”，京畿之农人“芸锄时令苗稍疏，预防风霾”

——《古代北京“霾灾”的记载》

材料二：近代中国知识界较早就开始关注空气污染问题。当时的报刊对近代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大气污染现象多有报道评论，并警醒国人：“各国人士，渐渐对这个问题加以注意。东京警察当局已于最近举行煤烟防止宣传，开始‘都市净化运动’了。”近代以来政府和民间均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治理空气污染）。政府颁布一些条例、实施工厂检查，开展工厂安全运动、平民新村运动，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等等，取得一定效果。1887年石印社的煤烟被周围居民视为公害，工部局向石印社提出警告，要求其采取增高烟囱等减轻污染措施。1933年12月，政府公布陆上交通管理规则，其中规定“汽车行驶时，不得泻放发出巨响或含有烟雾恶臭气体”。广州市政府制定颁行车辆肩舆交通规则，其中规定“车夫须常注意车机洁净。勿许机油飞烬，及放出秽气等弊”。济南市政府也颁布过取缔市区桐油煎熬的法规。

——《中国近代城市大气污染及治理》

材料一：明清时期，以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为基础的商人组织迅速发展。这些商人组织往往有自己的行规帮约。行会组织就把同行业产品的规格、价格，作坊的规模和地点，学徒、帮工的工资等做了明确的规定。有的商人组织规定，会员间及会员与其他商人组织间在工商业上发生纠纷时，须交由董事仲裁。商人组织还经常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建立信息网络，收集市场价格、政府政策等信息并由此获利。这一时期的商人组织承担着市场交易中所需的信用与保证功能，并利用传统伦理道德对市场交易进行规范。

——摘编自杨海滨、杜佳《明清商人组织与市场网络》

材料二：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商会章程附则六条》，并谕令在全国各省各埠设立商会。近代商会的产生与中国面对诸列强从领土到经济的欺辱是分不开的，更是与广大中国民营资本试图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列强侵略的民族愿望分不开。民国时期，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社会组织的近代商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商会成员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如上海商务总会规定，表决时“以可否孰多之数为准……倘事不便言明者，可用机密投筒法”。商会开会时“务须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各抒议论，择善以从”。民国初年，在全国范围内振兴实业和“商战”热潮下，商会组织达到发展的高峰期。

——摘编自杨涛《商会与近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