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设提点刑狱司专职监察刑狱

②废宰相，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

③军机大臣跪受笔录，军国大事均由皇帝一人裁决

④人民不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对外贸易只能在官方主持下进行

材料一：郑和为说服明仁宗朱高炽保留宝船队时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

——[法]朗索瓦•德勃雷《海外华人》

材料二：郑和七次出使西洋，本着“宣德化而柔远夷”，“民胞物与，泛爱万物”的思想来往于西洋和印度洋之间。儒家的“仁爱”思想使郑和在海外诸国“施恩布德”，“华夷同视”。重情义，轻利益，“乐群贵和”的儒家文化影响着郑和的整个航行生涯……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交流，对稳定该地区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明清两朝为核心的周边国家“汉文化圈”的形成做出积极作用，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儒家文化铸造了郑和，而郑和却用儒家文化谱写了另外一种世界文明。

——人民网《郑和下西洋：儒家式海洋战略典型》

材料一：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其乡村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领县的“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以上行政组织渐具雏形，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第二阶段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隋朝乡的基层官吏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但到了近代，原有的保甲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据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整理

材料二：明清时期，国家权力逐渐退出乡村，形成了“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乡村治理格局。乡绅主要来自于休假退隐的官员、退休居乡的前官僚、尚未入仕的士人。乡绅不仅是里甲制(征税)和保甲制(征兵)的主要控制者，还是乡村公共事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灾荒之年出面与政府协调要求以减代赈、减免赋税等，同时兴办赈局、义庄，救济乡里。他们是乡村社会规范的解释者、社会教化的维护者，积极创办义学、私人书院、方志局、文学社团等乡村文化教育机构。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