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艺祖（宋太祖）继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汉制，皇帝为丞相起（立）；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群臣）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

——康有为《拟免跪拜诏》

材料二：

材料三：1912年初的一天，有位80多岁的萧姓盐商，从扬州来南京求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笑着起立和他握手。老先生却放下手杖，欲行三跪九叩大礼。孙连忙将他拉住，请他坐下说：“现在已是民国，不再行这一套了。”并亲切地和他交谈：“总统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体国民服务的。”老先生问：“总统若是离职呢？”孙说：“总统离职后，就和百姓无异了。”临走时，老先生高兴地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

——摘编自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等

材料一：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柳宗元《封建论》

材料二：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朱熹《朱子语类》卷

材料三：元朝大政委于中书省，今冀、晋、鲁、内蒙及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称“腹里”，由中书省直辖。中书省也称都里，为全国行政中枢。总领各行省，又兼辖腹里。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史•地理志》中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

材料四：“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选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直缮写。后名军机处。地近宫廷，便于宣召。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

——赵翼《蘑曝杂记》卷

请回答：

材料一  中国古代律家群体的构成既有政治家、司法官员、在法律研究领域著书立说的律学家，还有经学家。两汉律家辈出，研究律学之风盛行。西汉开国元勋之一的萧何，出身于“刀笔吏”（法律官吏），爱好法律并具有极高的法律素养。魏晋时期，律学地位和经学同等重要，成为并立的学府，官府设立“律博士”，开创了律学专门学府的先例。经过之前近七百多年的学术积累，律学发展到唐代已经完全成熟，《唐律疏议》就是由唐代一批对法律有研究的社会精英，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编纂。隋唐时期，中国律学著作为日本学者所广泛引用，在日本保留至今的法律文献中，可以看到一些唐代民间律家的活动印记。宋朝时，不仅各代皇帝精通法律、重视法律，士大夫阶层也都是具有极高法律素养之人。明清时期，统治者不仅要求对国家法典《大明律》和《大清律例》进行全民讲读，也对私家注律更加重视，律学著作的种类达到了中国历史之最，律家的人数与创造力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何勤华《以古代中国与日本为中心的中华法系之律家考》

材料二  西方法律文化的传入肇始于鸦片战争之后。以留学归国的法政留学生为主体，以本土法律教育培养的法政人才为补充，形成了我国第一代职业法学家群体。他们以兼通中西法律的学术背景为出发点，从世界法律发展的最新趋势着眼，以现实批判的精神，反思当时的法律教学和学术研究，提出了一些思想观点和实际的改进方案。

近代职业法学家群体，以在朝官员或在野学者等不同身份，穷毕生所学投身到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在历届国家政权的主持下，构建起一套近代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相比具有一定超前性的法律制度，现代的法律理念也随之传播衍生。

——摘编自刘宝东《职业法学家群体与近代中国法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