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钦差大臣耆英代表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于1844年11月奏称：“夷情变幻多端，非出一致，其所以抚靖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以术……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并有付之包荒（包容）不必深与计较方能于事有济者。”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中国坚持国家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中欧积极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加强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深化同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的合作。中国已与世界上11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其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到60对，在世界上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和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

——《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性成就与基本经验》

材料一：乡里制度在清代有许多方面的变化。明代的保甲还未形成全国范围的乡里组织。到了清代，随着顺治至雍正、乾隆再至嘉庆诸帝的倡行和推动，以及李光型、包世臣、于成龙、袁枚等一大批保甲制度的热心者甚至力行者，使得保甲成为清代乡里制度中最为核心的制度，从而得以普遍实行。清代保甲对常住人口的流动进行严格管理，如在对乡里社会进行编甲后，“定更后，禁止夜行，如生产急病请稳延医之类，经保甲长验明给予夜行牌，方准放行，回时即将讲牌缴回”，若有造假、作弊，将予以定罪。对流动人口也严加约束，即便是乞丐也要实行编甲。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等

材料二：真正代表民国以来乡里制度民主制的最为突出的是陕甘宁边区。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里制度可分为乡镇、村二级制，“乡镇”一般设专门的行政机构，而“村”一切事情由村群众大会讨论处理。乡正式成为一级权力机关，人民成为它的主人。民众参与政治，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在边区，“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边区人民不分民族一律平等。政府倡导乡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保育儿童”“抚恤老弱孤寡，救济难民”“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

——摘编自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