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明朝推行朝贡贸易政策，外国使节前来“朝贡”，中国则给予优厚“回赐”。入贡时还可以“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在这种朝贡贸易体制下，贡使来华的贸易活动必须在政府的控制下进行，民间的商船往来则是不合法的。1567年（隆庆元年），明朝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私人海外贸易得到发展，此后朝贡贸易名存实亡。

——摘编自张顺洪等《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材料二：隆庆元年开放海禁，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濒海地区致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之谣。到了万历年间，“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则钱之所行无几耳”。手中握有大量白银的商人足迹遍及全国，这在徽商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徽州的士人十之七八“以儒而贾，以贾而儒”，时人评价：“今为学者，其好则贾而已矣”。

——摘编自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明朝中后期，官场“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重形式而不求实效的风气弥散。1573年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开展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根据《大明会典》的相关内容，制定“考成法”（即考察成效之法），旨在实现“上有立法下必行之，上有言下必听之效之”。“考成法”规定；六部把要办的公事一条一条登记造册，一式三份，一本留部，一本送六科监察（六科监察与六部相对，用以监察六部。六部尚书为二品，而六科最高官才七品，但六科具有纠劾、封驳六部的权力）.再一本交内阁查考。还将宦官统率六科、稽查章奏权移交内阁，由内阁牵头，一件一件研究，根据轻重缓急，限令各部和各地按期完成。每月考核，逐年总结，完成之后一一注销。根据考核结果，评定官员政绩，决定升降奖惩。“考成法”的实施，形成了以六科督促六部，以六部督促诸司以及地方抚、按，最后再由内阁直接控制六科，掌握对各级官吏的监察大权的严密而完整的考成系统。

——据马立成《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材料：1369年，朱元璋实行“诸王分制”，皇帝的嫡长子立为太子，其余诸子封为亲王（藩王），分封到全国各地。亲王的嫡长子继承其爵位，其余诸子皆封为郡王。郡王之下又按世系依次封爵。同时，按世系等第享受优厚的宗禄待遇，由此形成皇族宗室的宗藩制度。宗室子弟不从事士农工商，“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成为坐食岁禄的寄生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人数不断扩大。如，山西初封仅晋府一王，岁支禄米1万石，到嘉靖时，晋府宗室人员增至1851人，岁支禄米87万石。巨额的宗禄开支使政府越来越无法承受。1565年，嘉靖皇帝颁诏推行《宗藩条例》，禁止宗室滥娶妾媵，以减缓宗室人口增长；通过奏减和折支等办法，减少禄米和其它用费等。但由于没有让宗室参加科举考试和自谋生计，宗室仍由国家供养。

——摘编自林延清《论明朝嘉靖中后期的改革活动》等

    明朝对漕政管理极为重视，建立了从朝廷到州县的管理机构，“行漕法规”也得到健全和完善，产生了支运、兑运和直达制度。明永乐十三年（1416年）以前，漕运由粮长和里长等民役完成。会通河重修之后，漕粮远距离运抵北京，“民解”难以完成，于是明朝采用了支运法，由民户和军队相结合运粮。规定各地农户将税粮就近运到运河沿岸的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粮仓，再南编定的官军分段沿河接运到通州。明宣德年问，因民役运粮耽误农时，同时军队运粮又多空舟往返。宣德五年（1431年），又推行了兑运法。即规定各地农户将税粮各自运到所在的州县府，兑交给那里驻守卫所军队，由军队再沿运河一直运到通州。兑运法的实施，使官运的路程南移，民运的路程相应缩短。明成化七年（1472年），又进一步推行直达法，规定由负责漕运的官军直到河南漕粮府州县码头领兑，直接运到通州，即由运军赴江南、南京附近的水次交兑，农民不必亲自赴淮、徐等仓交纳但军运路程延长农民需要付给运军的加耗运费亦有相应增加。从此漕运由民运转变为军运，官军运粮则成了南粮北运的主力。纵观明代漕运制度的演变，民运部分日益减少，而军运漕粮占主导地位，并最终取代了民运。

——整编自百度《试述明代漕运制度的变革》

材料：于谦，明景帝统治时期的当权重臣。土木之变后，于谦坚决主战，加强防御，使明朝转危为安。1450年，大同参将许贵上疏主张与瓦刺讲和。于谦指出“和不足恃”，主张“选将练兵，养威蓄锐。贼若来侵，则相机而剿杀”。他告诫边将：“中国之驭夷狄，不论彼之强弱，顾我备之有无。”在防备瓦刺当中，于谦重点加强北京附近关隘的防守，放弃明初设置的东胜诸卫，使大同、宣府等关孤悬塞外。在严密防范的同时，于谦也主张对瓦刺采取适当的怀柔政策，“振之以兵威，抚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强而结其心也。”恢复与瓦刺的通贡互市。1449年，贵州苗族起义。于谦派遣吏部尚书何文渊前往贵州宣布“朝廷恩威，赏劳土官土人。候西北胡寇宁息，另行计议”。1456年，湖广武冈州苗民起义，于谦即令右都御史王来等“调度官军，设法剿捕”，“不许顾望迁延，致贻害一方之患”。

材料：明朝建立前，即开始制定律令，成律285条、令145条，于洪武元年（1368年）颁行。洪武六年（1374年），在此基础上颁行《大明律》30卷，606条。此后又反复增删修订，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重颁《大明律》30卷，460条，成为定稿。重颁《大明律》的篇目由《唐律》十二篇改为七篇，依次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

    位居“十恶”前列的谋反、谋大逆之罪，唐律规定犯者斩，其父及年十六岁以上者绞，其余亲属不处死。明律则把犯者凌迟处死，亲族男子如祖、父、伯叔父、兄弟、子、侄、孙、不限籍异同，以及异姓同居之人，但年十六以上一律处斩。唐律对此类大罪注意区分情节，如“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及“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能服人”之类，皆适当从轻处理，明律则无此区别。又如私铸铜钱之罪，唐律流三千里，明律则论绞。不过有关典礼、风俗、教化等虽危害政权、社会，但并不严重的犯罪行为，明律量刑比唐律为轻。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