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元明鼎革，社会生产遭受巨大破坏，流民成为明代突出的社会问题。宣德年间，吏部奏请原先设有巡抚侍郎的河南、山东、山西、湖广、浙江、江西各府州县额外增设抚民官和佐贰一员，以辅助各级官吏安置流民，勘实户口，登记钱粮。正统年间边患日益加深，流民迭起，政府遂强化抚民官的权力，招抚流民垦荒置业，恢复生产。流民浪潮暂时平息后，朝廷下诏称“抚民官于民无益有损”“悉令回还吏部”。土木之变后，大量中原流民南逃，流民起义席卷四省。明廷重兵平定后认为“虏寇不过边境之患。流民则为心腹之疾”，遂将抚民官的设置区域由北方五省逐渐转移到荆襄地区，并进一步扩展到沿海沿边和边疆民族地区。万历后期至明亡之前，明廷派遣总督、巡抚执掌地方，基本取代抚民官的角色。

——摘编自朱绍祖《明代抚民官的设置及其兴废原因考察》

材料：明朝统治者为了利用法律为其专制统治服务，在其统治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普法措施。普法教育的内容及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对具体法律条文的讲解、宣传。明朝正式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每年正月、十月或逢节日时，有关官署与学官召集士大夫之老者到学校讲读律令。《大明律令》等法律法规成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二是定期宣讲圣谕。宣讲圣谕一般在乡约所举行，圣谕内容主要是明太祖所发布的圣谕六条，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三是讲读《大诰》。《大诰》是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间，采集官民犯罪而经御笔批示处理之具体案例。朱元璋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并要求“皆颁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大诰》由此成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

——摘编自季林、张玉军《明朝的“普法教育”及其启示》

材料：刘健政治生涯中的主要业绩及影响正是在号称“中兴”的弘治时期与正德初期，是处在密勿之地的内阁中，以皇帝重要辅臣的角色实现的。刘健学问博大精深，敢于仗义执言，以天下为己任。他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明世宗实录》在概括刘健一生政治经历及作为时说：“健，性简静，重风节。在翰林闭户读书，不事交游。入阁，练习章，有经济才。既受知孝庙，尽言匡正，多所采纳。大渐之日，召至榻前，顾命累卜数言。逮事武宗，册大婚、耕藉田、幸太学、颁诏天下，肃然正始。会逆瑾导武宗游畋荒政，健累疏，极请诛瑾，皆不报。遂谢政归。人称健进退有古大臣之节，为近世贤辅云。”清代，张廷玉等人奉敕纂修《明史》中也称：“健学问深邃，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为首辅期间与李东阳、谢迁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

——颜中其《近几年历史人物研究状况述评》

材料：明万历元年（1573年），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考成法。规定各级部门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终注销”。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检查，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如有延误者，各级官吏都有责举报。如此月考、岁考，使得“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再者，地方抚按负责一省之事而汇总于六部，六部据簿以检查各地职守，六科据簿以检查六部，内阁据簿以检查六科，使事权最后集中于内阁。万历二年（1574年）十二月，张居正命造御屏一座，将府部以下知府以上所有官员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均列于上，以便神宗皇帝朝夕省览。数年之后，科道官说：“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同时，张居正发现，“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惯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并追”。

——据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