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 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使许多耕地可改种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在松江府，妇女们“晨抱棉纱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杼轧轧，有通宵不寐者”，催生枫泾镇成为棉纺业专业市镇。湖州府双林镇的丝织业，广东佛山镇的铁器业等，也远近驰名。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明朝“商人之互相合作，共同经营之情形已屡见不鲜，但始终无发展为股份公司取得财团法人地位之趋向”。借助血缘关系维系的商业组织，其任事者为“亲戚知交”，虽无效能亦不便辞退，其商业利益，必须“能活千家百家”，则投资者道德义务，可能超过其经济利益。执商业资本之牛耳的徽商、晋商，其汇兑业务的运转全赖个人操守及道德观念，“亦不能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以民法及公司法之作保障者相提并论”。由此证实，16、17世纪“中国商业缺乏资本主义之性格”。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是一种没有历史根据的见解”。

——摘编自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

材料

    元朝以来，官府的文移案牍极为繁冗，使办公文、办公事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如非长期从事无法精通。吏员在封建社会属杂流，文化层次一般较低，他们大多唯利是图，利用办公文的专利上下其手，舞弊弄奸，损害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到明朝初年仍未改变，当时有官府按原格式报送公文到中央，朱元璋看了非常厌烦。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年八月正式颁布《案牍减烦式》。这一改革使公文案牍简易好懂，各级政府主官可在短时间内熟悉并亲自主持政务。而一般吏员则只能管理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朱元璋此举的主观目的是使官和吏分开，利于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一改革客观上简化了文章格式，简化了文字，促进了文风的转变。

——摘编自宋强刚《朱元璋对文字、文体的改革与明代之文风》

材料   乡饮酒礼始于周代乡人以时聚会宴饮的礼仪，长期承担着社会教化的职能到元代却逐渐淡化。洪武五年，明太祖正式向全国推广修订后的乡饮酒礼，其礼仪程式主要从儒家典籍和唐宋礼制中损益而来，但增加了宣讲国家律法的“读律”一项。 洪武十六年明太祖又下诏颁行乡饮酒礼图式，对府州县和民间里社乡饮酒礼作出了详细规定。府州县的乡饮酒礼程序非常繁琐，宾客座次以官爵高低和年龄长幼为序，而里社的乡饮酒礼仪式相对简略，宾客座次也仅以年龄长幼为序。洪武二十二年，明太祖再次颁布乡饮酒礼图式，按照无过，有过及过犯程度分别设置三等座次。同时，《大明律》还对违反乡饮酒礼规定的行为制定了惩罚措施。但正如时人观察到的，一些惩戒性的规定在民间因“恐启争生衅”而致废搁已久。

——据杨艳秋《明代的以礼化俗及礼向基层的渗透——明洪武朝乡饮酒礼考察》等

明政府的这一做法（   ）

材料一  明初在乡村创设以征发赋役为直接目的，以户籍登记、人户编排为手段的里甲制。明代中晚期在乡村流行保甲制，十家为一保，实行连坐和互相监督，嘉靖后还承担轮流赡养矜寡孤独老人等更多的社会功能。明代后期推行乡约制，没有统一的形制，大多是各乡里结合实际设置相应职务，以道德教化为主要功能，包括宣讲圣谕、倡导互助、处理纠纷等。明太祖禁止官员插手基层乡村事务，通过士绅、宗族和老人等精英群体实施乡村地方自治。为了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效果，明代统治者颁行了许多关于乡村治理的法律条令，还充分利用当地的乡规民约和家族法规。

——摘编自林乾、杨练《明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自治”观念在中国开始流行，并与中国传统的乡绅治理联系在一起，异化为带有一定地方割据色彩的基层政治观念。清末依靠土地、民望而长期扎根于基层乡村社会的乡绅仍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但所发挥的治理作用并不能像以前那样顺利了。国民党试图通过建立具有武装团体、独立经济利益的地方自治机关，但是也并没能真正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重塑。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帮助农民从地主手中取土地，然后通过鼓励基层百姓选举干部、建立基层政府，实现了“自治”应有的价值内核——民主权利。中国基层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一定范围内的自治。

——摘编自刘凤雪  张俤《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一  明至清中叶，朝廷极力控制民间贸易的规模和实力，对于商民出海不但不予鼓励和扶持，反而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限制，对于东亚海域的庞大市场，始终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不是广开利源大力发展贸易，而是不计经济税收之得失，寓种种限制于对外商品流通之中，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势力始终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民间海上力量也就难以与有着国家强大支持的西方殖民航海势力相竞争。

——摘编自范金民《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晚清政府海军近代化改造和近代海军的建设正式提上议程。1880年，清政府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在天津设立海军营务处。到1884年初步建成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然而，在海军建设上，李鸿章等人深信“造船不如买船”，滞缓了本国造船体系的发展，海军无力自行补充。从海军部署情况分析，近代海军部署基本距制造所在地较近，而作为列强侵略重点的区域几乎游离于海防体系之外。在战略指导思想上，重“守”轻“攻”，火炮大口径居多，速射炮较少，使得海军装备吨位重、航速慢、灵活性差，同时甲午海战中“避战保船”的战略防守思想最终损失了制海权，消极防御导致了北洋海军的覆灭。

——摘编自王佳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

材料三  当今世界，中国要成为海洋强国，就必须进行范式创新。以往或通过军事、或通过经济等单一领域手段成为海洋强国的范式将难以被继续复制。中国必须同时兼顾海洋控制、海洋复制和海洋治理三大议题，中国的海洋经济活动早已遍布世界大洋各个角落，中国海上力量在应对海盗、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海上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胡波《国际海洋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战略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