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福建另辟了两条经由闽北的出省通道，使得闽南的陆上通道完善，此外该地区面向大海，有着为数众多的优良港湾，此时对外交通范围更广，往来国家更多，对外联系频繁，贸易规模更大……港口走私贸易给闽南地区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疫病得以传入。

当地政府重治而不重防，防治疫情的认识不足，为防止引起恐慌，对疫情信息严格保密。湿热的气候和民间停丧不葬的习俗使得细菌病毒大量繁殖。……闽南地区的鼠疫流行时间长达300余年，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摘编自林楠、曾毅凌《明清闽南疫病流行与海外交往之影响》等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同国家、民族联系在了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1903）广告词言：“今亟译此类之书，以饷吾国民。凡有保种之责，而知亡国之忧者，盖令青年子弟日肆习之。”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已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内阁人数为一人至七人不等，互不统属。大学士只具有顾问身份，皇帝为最终决定的权力，而大学士很少有参决的机会。

——摘自《明朝内阁制度的特点》《故宫故事：指点江山（2）》

材料二  （英国）责任内阁制行使国家行政大权，以议会为权力核心，行政系统受议会的节制，政府（内阁）则对议会负责。而且不同于总统制的制衡理念，议会内阁制的基本原则是责任政府对议会负责，不但个别之阁员需对议会负责，内阁整体亦需对议会负责。如果议会对某位阁员或整体内阁不信任，个别阁员或整体内阁便需要辞职以示负责。责任内阁制的完善使君主立宪制的英国成为典型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效仿。

——摘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