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1：朱元璋正形像图 2：朱元璋异形像

材料：况钟（1383—1443年），于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出任苏州知府。当时，苏州豪强污吏相互勾结利用，百姓赋税繁重。况钟上任后不久，便将罪大恶极的数人处以死刑，并训斥那些贪虐庸懦的官吏。免除烦扰苛细的赋税，建立济家仓，赈济灾民，还率领苏州民众疏浚河道，兴修水利。针对前任知府讼案“累年莫决，囚多死于淹禁”状况，着手处理。不到一年，“勘部过轻重囚一千一百二十余名”。他还重视学校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兴学礼士，苏人至今育之”。1439年，况钟任苏州知府已九年，应当升迁。苏州八万令人民上书挽留，要求况钟再次回苏州，明英宗下诏进况钟食正三品俸禄，仍留任知府。1443年，病死苏州任所。苏州府吏民相聚哭悼，为他立祠致祭。其灵柩运回老家江西时，“民多垂泣送其柩归”。运载况钟灵柩的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

——据（清）张廷玉《明史·况钟传》

材料  明太祖起自“淮右布衣”，亲历了元末的暴政渎扰，有过参加和领导红巾军的经历，因而重视总结唐、宋以来历朝统治经验，形成了“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治乱世用重典”、立法“当适时宜”、“当计远虑”等有针对性的法律思想，并以此为指导，进行了《大明律》等一系列重要立法。朱元璋视《大明律》为维护朱明皇朝长治久安的法宝，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是中国明代以前各个朝代法典文献编幕的历史总结。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努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

日本正德时代，积极购求有关《大明律》的书籍，明治初期的诉讼制度，即反映了《大明律》的有关内容，譬如“听讼回避”、“亲属相为容隐”条的规定，与《大明律论基本相同。《大明律》对朝鲜有很深的影响，朝鲜仍从该国国情、民俗出发，对《大明律》进行改动和创新，所谓“国时俗事或轻之或重之，或别立新条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