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历史发展至两宋时期，生活风貌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种生活风貌作为一切思想的本源，势必会造就两宋儒学兼具守成与开新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它在更深层面上维护着传统的皇权专制、纲常伦理，成为一种日趋滞固的“守成”儒学；但另一方面，它也潜藏着颠覆前代价值观念的可能，孕育着某种现代意味的观念，成为一种趋向现代性的“开新”儒学。这两种价值趋向在后世的儒学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弥合，反而是渐行渐远……明清时期，一方面，具有启蒙色彩的儒学思想出现了，将通往现代的可能一步步彰显出来，对理学家“以理杀人”的批判日趋高涨；另一方面，明清统治者通过对程朱理学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加强了思想钳制，使得儒家思想越发保守，而最终成为“吃人的礼教”。

——摘编自郭萍《从两宋儒学的内在紧张看儒学的现代转向》

提取材料中的任一观点，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予以说明。（要求：观点具体明确，说明须史论结合。）

材料：宋朝以后，儒学士人投身基层教化，以乡约教化乡里，北宋吕大钧兄弟是乡约的创造者，吕大钧撰写的《吕氏乡约》，是儒学士人教化乡里的范本，其主要内容有：德业相

劝、礼俗相规、患难相恤。明朝后期，乡约改为宣讲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六谕主劝喻，但也有禁约成分，使乡约逐渐带有强制力；明朝儒学士人常常引用《大明律》来解释六谕，不遵乡约的百姓要受到处罚，甚至送官府治罪。清朝乡约基本延续了明朝的模式，但宣讲内容变成了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帝的《圣谕广训》，宣讲时也常常引用《大清律例》。原本由儒学士人发起的教化百姓的乡约，经政府利用和推广而具有约束力，并与法律合流。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选择性必修一）

——摘编自郭慧《宋代药政革新的社会影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