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王安石对宋神宗说）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取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臣固尝论天下事如弃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又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二  王安石奉“富民”为交法宗旨，但在神宗“富国强兵”愿望的压迫下，其抱负难以充分施展。至元丰亲政后，神宗利用新法中固有的“富国”因子，大肆聚敛，扩大国家专利，便变法轨迹发生逆转。

——葛金芳、金强《近二十年来王安石研究述评》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及安、史既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大者连州十数，小者尤兼三四，所属文武官，奚自置属，未尝请命于朝，力达势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自宋以臣知州事，历代因之，遂无复弱干强枝之患。宋太祖及赵普之计虑（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深矣，而议者徒谓宋之弱由此，是但知御侮力薄，不足以自强，而不知消患于未萌。

——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所以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唐宋之际，乡村自治组织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愈来愈多地借助他们来稳固统治。唐宋推行的科举考试制造了一个拥有特权却居于乡间的士绅阶层。宋代以后，在大举将地方神明纳入国家祀典的同时，随着识字率的激增和文化的相对普及，中央的秩序、教化逐步延伸到基层。吕大钧首创“吕氏乡约”，后由王守仁发扬光大；朱熹等理学家则开始将宗族制度庶民化。迨至明后期，里甲制度崩坏，就由乡约、保甲承担了村落治安职能。清代的里甲、保甲、乡地、宗族、包税人则承担催征赋税的职能，基层自治功能被明清时期勃兴的宗族等各种社会组织分担。

鸦片战争后，在内乱外患的打击下，农村社会的权力组织趋向解体。进入20世纪，清王朝推行新政，传统的乡里制度、保甲制度被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1909年清政府颁行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列举了乡镇“自治事务”，包括：学务、卫生、道路工事、农工商事务、善举(救贫事业、育婴等)、公共事业、筹集款项等。这既减轻了朝廷负担，又赢得士绅的支持。然而真正重要的国家赋税、行政、司法、警政等核心权力，仍严格把控在朝廷手中，绝对不允许乡镇自治机构插手。晚清时期，士绅通过参与地方自治活动，涉足工商实业、新式教育以及各种文化政治事业，重新设计自我角色，谋求自己的位置。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开始接受民主思想，开始向资产阶级阵营靠拢。

一一摘编一蒋楠《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