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神宗曾说:“法出于道。人能体道,则立法足以尽事;立法而不足以尽事,非事不可以立法也,盖立法者未善耳。”宋代的“祖宗之法”作为根本性的治国原则,本着“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的精神,在行政管理上充分运用了制衡原则,中书门下、枢密院与三司各自行使独立职权,突出了国家政务的核心内容,职权与事权明确集中,官员的专业化程度較高。同时,“祖宗之法”也有深刻的负面影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问题、强敌当前收武将兵权的问题等,无不与宋代遵循“祖宗之法”的立国之策有密切联系。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中国历史上,帝王的“共理”“共治”,本质是通过士大夫、借士大夫的能力来治理天下。政治的主导权掌握在帝王手中,朝政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好恶,这种状况在11世纪前期的北宋发生了深刻转变。宋代士人们在谈及国家的政治取向、制度原则时,秉持“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原则,认为:“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士大夫以“公议”“天道”为旗帜,制约君主,参与国家治理。宋太祖曾对臣僚说:“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定国是”,成为君臣双方共同承认的原则—这是北宋政治史上一项具有突破性的大原。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注重救灾制度的建设，蠲(juan)免税赋就是重要的措施之一。唐以前并没有固定的蠲免标准，唐以后规定趋于详细。唐时救济区域多在京师，而对于偏远的岭南一带所占比例甚少。隋唐时还出现了义仓制度，宋代又出现了社仓制度。道光年间，西方社会的救荒济贫思想与中国传统救荒理论相融合，产生了一些新的救灾制度。比如官方单纯的救济演变为更注重对灾民进行生产技能的培训。在政府救助的同时，往往鼓励民间富户捐献，很大程度上补充甚至部分取代了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角色与地位。

——摘编自李军《我国古代救灾制度的演变特征》

材料二 在英国减灾救灾机制中，首相是减灾救灾管理体制的最高行政官，而协调和决策的最高机构为内阁紧急应变小组。在政府减灾救灾中实行分权化和多元化管理，鼓励多部门参与和协作。英国的新闻媒体非常发达，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在灾害信息传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英国政府高度重视与民间公益组织在减灾救灾事务上的合作，非政府组织是政府之外公共应急资源的筹集者，它们可以广泛动员政府财政体系之外的社会公益资源来向危机受害者提供援助，有效弥补政府的资源短缺。

——摘编自孔新峰《英国减灾救灾社会参与机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