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世官制是先秦时期在选官用人方面所实行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春秋以来，宗法世族的削弱，动摇了世官制的根基；其时士阶层的崛起与私学的产生为职官制的形成创立了条件；而战国新人才观的提出以及郡县制和谷禄制的推行又为职官制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和制度保障，从而使职官制逐渐取代世官制成为选官用人的主流。

——李明《浅论世官制向职官制嬗变的历史动因》

材料二：元光元年，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举贤良，自董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但有高下尔。此后，郡国每岁荐举孝廉，由朝廷加以考核，任命为官，成为定制。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材料三：曹魏黄初元年，魏文帝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

——《通典》卷一四

材料四：随着门阀世族的衰落，九品中正制在开皇年间被隋文帝废除，改为主要通过察举选拔官员。唐人杨绾云：“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优试策而已。”科举由应试人于一定时期，投牒自进，按科应试，共同竞争，试后有黜落，中试者举用之，然后为真正考试。……秀才、明经等科是由察举转化而来，进士科为新设科目。

——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

材料一：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既可（科举）……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材料二：作为一种上千年的文化存在，科举显然有其客观的历史合理性，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其存在的持久性。……科举的创新之处就在不仅为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持续流动的可能，而且将其制度化。……科举制度的最大合理性在于它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的机制，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是一种塑造，客观上激励了个人的奋斗精神。

——薛明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宋代之前的科举，有所谓的“行卷”之说，即应试举子将自认为自创的最优秀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之前投呈给当时的名公世卿及文坛上有名望地位的人，求得他们的赏识，冀图通过这种考前的人标交往和运作，影响知举官的阅卷取舍。一旦被录取，双方就有了座主、门生的师生关系……宋太祖在建隆三年（962年）九月即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开宝六年（973年）更开创科举的殿试制度，把科举名次的最后决定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本人手中，及第进士皆“天子门生”。后来宋廷又对科举实行“封弥、誊录”诸法，加上朝廷重典的宸慑，知举官徇私舞弊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止。

——摘编自同礼《宋代对科举制度的改革》

材料一：瓘以魏立九品，是权时之制，非经通之道，宜复古乡举里选。与太尉亮等上疏曰：“昔圣王崇贤，举善而教。……诚以闾伍之政，足以相检，询事考言，必得其善。是以崇贤而俗益穆，黜恶而行弥笃”。

——（唐）房玄龄等《晋书·卫瓘传》

材料二：唐代科举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允许自由报考，当时的取士原则兼顾着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誊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哀行需《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唐代朝廷经常派遣监察官员或特使巡行各地，在视察地方政治的同时，监督校核官员课绩。宋代地方监司既管监察，又掌考课。宋代中央监察部门以整肃吏治为己任，也时常过问官员的善恶、能否。宋廷考察地方官吏时并不专一倚重地方监司，而经常是通过监司、御史台各自系统独立检举、相互核查。

——摘编自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