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有一个更替嬗变的发展过程。

材料一：中国古代的“选举”可以说是由统治者自上而下地来选择治理者，或者说是以“贤”选“贤”。……西汉时岁举和特举“贤良方正”“明法”诸科并行，地方官掌握着较大的选举权。魏晋时代，实际选举权掌握在豪门世家手中。唐代选举权收归中央，士民可以自由投考。宋代通过锁院、糊名、誊录等方式形成“取士不问家世”的局面……北宋入宋史的官员有1%来自寒族。

——摘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

材料二：选举政治是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孙中山指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民国初年参议员选举法有44条，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有121条，国会组织法22条。

——摘编自谢冬慧《我国选举制度的近代嬗变》

材料三：很多地区在普选运动中，发展了互助组，整顿和新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了生产。通过普选宣传动员，使他们懂得普选的意义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好处。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和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拥护得以实现。各级选举委员会提出了“整顿作风，迎接普选”的口号，开展普选，整顿干部作风。

——摘编自熊秋良《“选举下乡”与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材料  唐代前期已经有一些比较固定设置的使职，如节度使、采访使等。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实质上也具有使职的特点。安史之乱以前，使职的差派就已经很普遍，受安史之乱的影响，使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职体系才逐渐形成，并最终取代尚书六部成为政务的主要执行者。例如，户部长官不判本司事，只有当他判户部事时，这一差遣官才掌握实权。礼部侍郎不掌贡举，中书舍人知贡举事却成为主考官，而中书舍人的本职即撰拟诏书的工作又可能让尚书郎或者其他官员加知制诰来承担。唐代固定的使职有很多，重要的有翰林学士、户部盐铁度支使三司使和枢密使等。使职体系与尚书六部职权的冲突和调整，实质上反映了行政体制转换的过程。使职体制的出现，不仅适应了职官制度本身变化的需要，也反映了唐庭内部的权力斗争。

----摘编自刘后滨《安史之乱与与唐代政治体制的演进》

材料一：唐代的考课制度日臻完善。《大唐六典》规定：“考功郎中之职，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除了郎中以外，主事、令史、书令史等40余位职官参与考课分工事宜，唐代对流内官员和流外吏员按照不同标准实行分类考课，其中对前者的考课标准可概括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政府着眼于官德品行，“二十七最”则是根据官员职位职能特点的不同而提出的二十七条相对具体的要求。各地先行考课形成“考簿”，然后逐级汇总，后上报至尚书省考功司，最后由皇帝确认后生效，作为官吏俸禄增减、品阶升降的重要依据。

——摘编自殷文明《唐代官吏考核与监察制度的互洽逆转及启示》

材料二：英国1968年文官官职改革后，公务员的考核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的考勤考绩，另一种是年终的综合考绩。日常的考勤考绩不但与职务晋升相联系，而且是工作支付额度重要依据，后者年终进行，其内容包括工作知识、监督能力、责任心、个人道德等10项。考绩分为5个等次由考绩委员会组织考评，由部长审定。英国公务员的考核结果与晋级、晋职挂钩，晋升一般要根据现职年资与服务成绩而定，高级人员注重功绩，低级人员注重年资。

——摘编自秦涛《近现代中国公务员考绩法制研究》

材料 鸦片战争前，一些具有反封建民主思想的人士，如顾炎武、吴敬梓、曹雪芹等人开始对科举制度进行大胆、辛辣的批判；鸦片战争后，受西方民主启蒙思想影响的人士对科举制进行了更猛烈更深入的批判。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对科举制的批判尤为激烈，称其“箍人心”，“坏人才”，“毁实业”。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清政府于1905年正式废除了科举制。此后一个世纪，对科举制的上述评价一直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近年来，史学界对科举制重新评价的观点抬头，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新观点认为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的伟大创举，它不仅对古代中国的政治、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对近代以后的中国和世界的文明进步产生了推动作用。科举制实际上是近代欧洲兴起的文官制度(即公开考试选拔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源头。现在我国实行的高考制度某种意义上也是古代科举制的继承和发展。

评论材料中有关科举制度的观点。

(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