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魏承思《试论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

材料一：姚崇、宋璟都是玄宗时的良相。玄宗总揽政务之后，宰相从4人进一步减为2人。另外，由宰相担任的高级职务空缺的现象变得普遍了。714﹣724年，无尚书仆射。这一情况导致门下省和中书省职能的逐步合并。他们渐渐变成一个协调的组织，既负责制定和起草政策，又负责法律的审查和复审。还充当与皇帝一起负责重大决策的秘书处的少数重臣。总之，权力稳步地集中于宰相们，特别是集中在德高望重的宰相之手。

﹣﹣摘编自【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316﹣317页

材料二：唐朝御史台组织机构完备，长官为御史大夫，其职责是“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御史台完全独立于三省六部等行政机构，可以对中央和地方的百官进行监察。其次是监察机构法定化，御史台和三院的运行依据是《唐六典》，该法详细规定了御史台的员额、品级、权限及其与其他机关的关系。同时集传统法典之大成的《唐律疏议》成为御史履行职责、纠察犯罪、弹劾百官的主要法律依据，使御史弹劾过程有法可依。御史制度加上谏官制度、史官制度和“罪己诏”制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与权臣的专横，表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成熟性和稳定性。

﹣﹣摘编自余钊飞《“整肃纲纪、察举百官”的唐代御史制度》

完成下列要求：

①盐铁收益主要归州县       ②盐铁使对地方盐务管控不力  

③有部分盐商非法获利       ④政府已经放弃重农抑商政策

唐朝羁縻制度基本情况表

由此可知，唐朝的羁縻制度（   ）

由表1可以推知，唐代中后期（   ）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皇权一直凌驾于法权之上，皇帝的命令就是法律，臣民不得违背和更改。中国古代曾经创制了许多对皇权限制的措施，但收效甚微。唐朝初年，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下之法”的概念，把以皇权为代表的行政权纳入法权的约束之下，在司法行政官员中树立了法律至上的观念，初步确立了司法官员独立审判的传统；明确规定司法行政官员在任职前须通过吏部主持的法律考试，使其在任职后能迅速胜任司法审判的事务。唐朝政府在诉讼程序上作了许多制度的设计，如实行三审立案审核制。唐代国家监察官员和上级司法长官还通过录囚的方式监督、检查下级司法机关的审判。

——摘编自郑显文《审判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唐代司法》

材料二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三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