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三  东汉十四州示意图       图四   唐开元十五道示意图

材料一 长安是唐代的首都，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构成。外郭城依直线划分为整齐排列的108个坊和东西学二市。唐代对市场的设置、开闭的时间、商业区域的规划都有严格的限制。东西两市各有科市署和平准署具体负责市场管理。8世纪的长安，城内来自各国的胡人总数可能超过10万网，还有许多国家的使节、学者、商人、僧侣，甚至还有“卷发黑身”的非洲人。

——据贾虎林《唐代长安城市管理研究》等整理

材料二  陕西近代工业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逐渐有所改变。国民党政府1934年提出“开发大西北，建设西安”的口号。加上沿海城市近代工业发展迅速，造成了市场、原料供求紧张，促使许多企业家把眼光转向比较闭塞的西北地区。……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为了使企业免受损失和资敌，以支持长期的抗战，不少实业界的爱国人士，把临近战区的工厂设备拆运后方，并在内地重建工业基地。

——引自岳珑《抗日时期的陕西工业》

材料  刘晏熟悉商情，在他看来，到处有增加收入的门路。刘晏认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盐是人们的急需之物，因此，税于盐价，使盐利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刘晏增加赋税收入的办法，不是单纯依靠增税，而是通过实行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促进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使税源得以扩大。刘晏改革转运制度，采取雇佣劳动的办法，就是一项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措施，“养民为先”的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赈济贫民问题上，刘晏有独特的主张，他不赞成仅进行无偿的直接赈给。因此在发生灾荒时他除了及时进行减免赋税和必要的贷放外，主要是利用常平法，在灾区出卖粮食，收购其它杂货，运往别处出卖或留给官府自用。他认为这样做既不会造成国用的不足，又能使“下户力农”得到实际好处。

——摘编自《旧唐书》《新唐书》等

材料一：我国粮食储备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开始。夏朝，仓储制度已正式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制度。从周朝开始，历代王朝兴建了规模不等、层次多样的仓储。汉代，长安太仓一直是王朝的国家粮仓，是保证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职能部门。隋代广置仓储，普遍兴建义仓，并劝令“诸州百姓及军人”输粟储仓。唐代全国有许多储粮几万石、几十万石甚至几百万石的仓、场，组成了一个细密周至的仓廪网络。宋代设置了多种形式的仓库，名目繁多，计有太仓、常平仓、义仓、社仓、惠民仓、广惠仓、丰储仓、平余仓等。明代两京、直省府州县、藩府、边隘、堡站、卫所屯戍等均设仓，还在从杭州到都城的漕运线上建有一系列临水大仓。清代“各直省则设有常平仓，乡村则有社仓，市镇则有义仓，近边则有营仓，濒海则有盐义仓。”

——摘编自施峰《中国古代仓储制度及其对当前粮食储备管理的启示》

材料二：民国时期粮食安全问题尤为突出，粮食仓储日益萎缩，仓政废弛，粮价飞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备战备荒，于1933年10月，制定了“兴办仓储计划”，将仓储分为国立储备仓、省立储备仓和县仓、区仓。同时，明确划分国家、省级、地方不同粮食储备主体的责任。1935年，实业部制定了《农仓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大力推动新型农仓的建设，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当时的农民银行、中国银行等均在各地设立了仓库。《农仓业法》规定：“除堆藏及保管农产品外，可以兼营受寄物调制改装及包装，或介绍借款业务，并规定农仓于收受寄托物后，应发给仓单。”但由于政府财力匮乏，导致仓储设施简陋，储粮损失较大，加之可收购粮源有限，使得粮仓调剂余缺，平抑粮价的功能无法真正发挥出来。

——摘编自金梅等《粮食安全与粮食储备制度的发展演变》

材料  隋朝建立后。虽对魏晋以来的官制进行了初步整顿，但仍存在着机构设置不合理、官吏名号重叠、队伍庞大臃肿、品阶制度繁杂混乱等众多问题。因此隋炀帝从大业二年开始，陆续对官制度进行改革。首先，改革之前各级官员任期满四年就可升迁的规定，“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其次，取消中低级爵位。隋初为笼络人心。授爵过多过滥。隋炀帝“至是唯留王、公、侯三等，余并度之”。即便如此，王、公、侯三等爵位只有子孙立下功勋，才能承袭爵位；第三，改革隋初“前代品爵，皆依旧不降”的旧制度。规定“制魏、周官不得为荫”。不再承认前朝的官位、爵位；第四，精兵简政。裁并州郡，裁汰冗员；第五，增加进士科，正式确定了科举制度，开辟用人新途径。由于隋祚短暂，炀帝对官制改革的效果还没有显示出来，到了唐代这种改革后的制度才得以充分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摘编自李仕权《改革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