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朝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在其地设西州都护府，治所在西州（即高昌）。唐朝改制西州以后，在这里普遍推行了均田制，随着土地关系的变化，租佃制更加发达，租佃契约更加盛行。高昌的政治制度及文化也深受中原皇朝的影响。麹氏高昌“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学校设置亦仿中原，“有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集学官弟子，以相教授“法“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大同”；“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其郡县行政制度包括乡里组织和内地也相一致。说明高昌已经建立了和其经济基础相符合的封建上层建筑。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1759年，清政府平定了新疆回部反动贵族大小和卓的叛乱，建立了新的边防体系——卡伦制度，作为戍边守疆的首道屏障。1762年，乾隆决定“伊犁为新疆都会，现在驻兵屯田，自应设立将军，总管军务”，管辖新疆各部，在天山南北的边境要隘等处设立众多卡伦，加强军事驻防力量。1877年清政府在粉碎了俄、英支持的中亚港罕国阿古柏入侵新疆的阴谋后，在帕米尔地区设置了数十座卡伦，加强了对帕米尔地区的巡守驻防。1908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扎拉丰阿奏： “近日俄人经营边地，不遗余力，拟请于城西巴克图一带添设卡伦一座，派兵常川驻守” “达尔达木图金厂，倒禁民人私采……于通山路径安设卡伦，拨派弁兵防守稽察，申严禁令”

——摘编自于全胜《清代新疆卡伦若干问题述略》

材料一：“李氏自武后移国三十余年，朝廷罕有正人，附丽无非险辈。……礼仪无复兴行，刑政坏于犬马，端揆出阿党之语，冕旒有和事之名，朋比成风，廉耻都尽。”

——摘编自《旧唐书》等

材料二：（唐）国子司业崔融在所撰写的《则天大圣皇后哀册文》中全面总结了武则天的一生，说她“沉潜刚克”“惠心泉塞”“仗义当责”“忘躯济厄”“制礼作乐”“返朴还淳”，使“四海慕化”“九夷察”，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了不朽的“鸿业大勋”，他还认为武则天具有超乎常人的“英才远略”。

——摘编自《新唐书》等

材料三：一方面记载了武则天指使左金吾将军丘神绩巴州杀太子李贤，后“乃归罪于丘神勣”，并“追封贤为雍王”。待事情稍微平静，旋又“恢复神绩左金吾将军”职务；另一方面也承认“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断，故当世英贤亦竟为之用。”

——摘编自《资治通鉴》等

材料一：安史之乱以后，战乱频繁加剧了农民逃亡、土地兼并的程度，封建政府所掌控的户数下降，失去了大量的纳税户，租庸调制也随之崩溃。唐朝政府为了维持冗滥的官僚机构所需要的庞大俸钱和行政经费，导致了“兵冗官滥，为之大蠹”的被动局面。随着政治的黑暗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吐蕃、回纥、党项等少数民族也借此频繁侵扰唐朝边境。公元805年宪宗即位，他励精求治、全面变革，其中变革的核心就是财政制度。为了增加唐政府财政收入、重振朝纲，国家财政大权便逐渐由尚书省户部四司转向中央三使。将两税使分为三人，国家赋税划分为江淮以南、荆南以东及三川三部分，并在西北度支使辖区设置榷盐使。改革中严厉打击贪污不法官员，如中书省堂后主书涓涣勾结知枢密刘光琦招权纳贿，被刺死。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

——摘编自马慧芳《浅析唐朝元和年间财政制度改革》

材料二：府兵之制起于周。籍民为兵，蠲其租调，而令刺史以农隙教练。分为百府，每府以一郎将主之，而分属于二十四军。其众合计不满五万。隋、唐皆沿其制而分属于诸卫将军。唐制，诸府皆称折冲府。各置折冲都尉，而左右果毅校尉副之。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而免。全国六百三十四府，在关中的有二百六十一府，以为强干弱枝之计。府兵之制：平时耕以自养。战时调集，命将统之。师还则将上所佩印，兵各还其府。（一）无养兵之费，而有多兵之用。（二）兵皆有业之民，无无家可归之弊。（三）将帅又不能拥兵自重。但兵不惟其名，当有其实。唐朝府兵制度存在之时，得其用者甚少。此固由于唐时征讨，多用蕃兵，然府兵恐亦未足大用。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唐德宗时期著名的宰相。780年，唐德宗派出黜陟使巡视天下。陆贽大胆地向渭南黜陟使提出了自己治国理政的建议，这些见解放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后来唐德宗把陆贽召入朝廷，并任命其为翰林学士，陆贽后来官至宰相。781年，“四镇之乱”爆发，唐德宗平叛失策，费了很多周折才平定叛乱。783年底，唐德宗将“建中”改为“兴元”，同时大赦天下。陆贽替唐德宗起草了一份“罪已诏”，诏情意真挚，深沉感人。在陆贽的策划和主持下，朝廷逐渐走出危局。787年，陆贽的母亲去世，他按照规定回乡“丁优”守制，地方官员、豪绅富商纷纷带着奠礼登门拜祭却被陆贽一一回绝。后来陆贽因弹劾唐德宗宠臣裴延龄被贬到忠州做别驾。在做别驾的10年里，他为使当地人民免受瘴气和恶性疟疾的困扰，搜集整理了古今集验方，并传授给了他们。

——摘编自王爱军《陆贽：“学为帝师”的唐代名相》

材料   唐初到唐中叶百余年间，随着政治方面诸多矛盾的滋长，社会经济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使得现行的财政制度无法继续执行。唐前期长期实行的均田制，至安史之乱后已完全崩溃，庄园制逐渐形成。唐政府在财政改革中为了适应土地制度的发展形势，废除了均田制，确立了庄园制。庄园制是随着两税法的确立而确立的，私人田庄、皇庄、寺院田庄大量出现，庄田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土地制度。庄园制下的土地可以买卖，唐后期丞相李德裕的平泉庄，经过三次转卖才到了他手中。出卖土地不限于贫苦农民，买入土地的也不限于富贵之家。土地进入流通领域为土地再分配提供了条件。这种分配不是由统治阶级的主观意志即政府部门的行政手段支配的，而是由经济手段完成的。土地占有在自我调节的再分配中，同样存在着占有不公的现象，如有的人所占有的田庄达上万亩，而有的人只有十几亩；地主阶级普遍占有土地，而不少农民却失去了土地，为庄园主当佃农和雇工。

——摘编自叶振鹏主编《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

材料：纵观历史，漕运在社会经济中具有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隋炀帝时期，漕运范围空前扩大，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漕运网。但是，唐定都长安，地处偏僻，南粮北调困难重重。安史之乱的爆发又使得“漕运路绝”。刘晏上任后，征用大量工人挖淤泥、清河道，恢复安史之乱前的遭运路线。他采取分段接运的方法，使每段水路都有专属的船只负责运输。规定建造漕船的工作收归政府统一建造，并改变原来的富户包运为政府运输。将专卖食盐所得的钱用于雇佣漕工，达到了“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的效果。通过刘宴的漕运改革，唐王朝的统治中心与江淮租赋富饶之地联系起来了，使南北联系更加密切，促进了江南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摘编自杨凤阁《论唐代刘宴漕运改革的始末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