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多元并存，各族文化相互交融。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融合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融合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同化。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侨置郡县是东晋政府为安置南来流民和士族，为保存其旧名按原籍在他们聚居的地区设立的地方机构。自东晋政权南渡以来，流民以及士族南迁者不计其数，在这期间侨置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侨州、侨县的数目繁多复杂，分布的地区广泛。东晋虽偏安一隅但仍然坚执正统，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王朝变迁，而面对暂时难以收复的事实，只好以侨置名称来安慰民心，统一划分地域进行管理。东晋政府初建，需要增殖户口征收固，定的赋税。北方人口南来时间不长，大多抱有收复失地的希望，而这些行政旧有地理名称则成为他们感情寄托和怀念桑梓之情的地方。政府给予南迁的北方士族们更多的土地，使得他们在侨，置的名目下有了更多的特权，这些特权使他们重新恢复了以往在北方地方望族的势力。南迁人数不断增多，加大了政府的管理难度，除了根据侨民而设置的郡县以外，还有一些是在原有郡县名称上冠之以方位名称而命名的侨州郡县。而这些郡县名目的出现，却使得东晋地方行政区域复杂化。

——摘编自孙起《以东晋侨置郡县的设置简论北方士族的消长》

材料：祖冲之，“专功数术，搜拣古今”，广泛收集从上古时代起直到6世纪他生活的时代止的各种文献资料，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他还“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在天文历法方面，编制了一部新历法，即《大明历》。曾经设计制造过水碓磨（利用水力加工粮食的工具），铜制机件传动的指南车，一天能走百里的“千里船”以及类似于木牛流马的陆上运输工具。最值得一提的是，祖冲之则将圆周率推算到更加精确的程度。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确定了兀的不足近似值3．1415926和过剩近似值3．1415927，π的真值在这两个近似值之间，即3．1415926<π<3．1415927精确到小数7位。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成果，直到约一千年后，才为15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和16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所超过。——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在与宗室重臣的交流中，孝文帝将他迁都的本意说的十分明白，平城“虽富有四海”，但只是“用武之地”，很难“移风易俗”。迁都后又说：“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之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同时孝文帝明确地认识到只有迁都於“王里”洛阳，才能“光宅中原”。迁都后，他接二连三地南征萧齐，虽然连遭失败，然而他的“期於混一”的壮志，直到临终前仍念念于怀。

——摘编自尚志迈《也谈魏孝文帝拓跋宏的迁都》

材料二：孝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改革完全是自觉、积极、主动的。这充分表现在他对陆叡的谈话中：“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孝文帝迁都、汉化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文化中心，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的精华成了汉文化的一部分。鲜卑族尽管因此而不再作为一个单一民族而存在，但在另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

——摘编自葛剑雄《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元（拓跋）宏及其迁都和汉化》

请回答：

材料：庙号改革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公元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仿中原传统制度设立太庙，早先草原部落联盟时代的首领以“太祖”“高祖”等庙号受到祭祀，他们的子孙被封为王公，享有政治军事特权，成为北魏政权的统治支柱。孝文帝下令改革庙号，宣称按“宗有功、祖有德”的原则，推最先实现在中原进行统治的拓跋珪为太祖，不再为拓跋珪以前的祖先设庙祭拜。因太祖拓跋珪以后只有五位皇帝去世，为了不违“天子七庙”这一儒家礼制，孝文帝甚至前无古人地在太庙中为自己虚设一庙。庙号改定后，孝文帝下令，“非太祖子孙”及异姓封王、公、侯、伯者，皆降一等。

——据吕思勉《魏晋南北朝史》

下图为甘肃出土的犁地画像砖，此图可以用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