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城设立西城都护府。西城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贲主要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西城南北道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 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专门论述了“中华民族”，说明“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为动员少数民族参加革命，一直以各民族“自决”相号召，毛泽东认为这一口号已失去了意义，要“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为争取中华民族自决权而斗争。在统一的国家之下，少数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杭击日本侵略的整体力量用语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最强音。

——摘编自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等

材料一  东汉末年，强宗大族遍布各地。随着宗族势力的强大，他们逐渐控制了东汉政府选官任官制度，形成了“选士而论族姓阀阅”的局面，如汝南袁氏一族累世公卿，外戚窦氏更是公侯满门。强宗大族深刻地影响着基层治理。很多地方的郡县豪吏和乡官里胥就是由当地强宗大族把持。他们既要维护族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又要解决民间纠纷，甚至于担任乡里职务，处理乡里事务。

---摘编自李小红《中国农村治理方式的演变与创新》

材料二  宋代之前的科举，有所谓“行卷”之说，即应试举子将自认为自创的最优秀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之前投呈给当时的名公世卿及文坛有名望地位的人，求得他们的赏识，冀图通过这种考前的人际交往和运作，影响知举官的阅卷取舍，一旦被录取，双方就有了座主、门生的师生关系……宋太祖在建隆三年（962年）九月即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开宝六年（973年）更开创科举的殿试制度，把科举名次的最后决定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本人手中，及第进士皆“天子门生”。后来宋廷又对科举实行“封弥、誊录”诸法，加上朝廷重典的震慑，知举官徇私舞弊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止。

---摘编自同礼《宋代对科举制度的改革》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成为当下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外交战略。

材料一  唐朝丝绸之路畅通，“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的局面形成后，丝绸大量输往许多国家，外来物品也纷纷涌入。丝绸是唐朝赋税的重要来源，也是政治外交的主要礼物，唐初赠帛与彩缎予突厥，稳定边疆形势。“秦汉以来，唐马最盛”，“绢马贸易”满足了西域各国渴望得到的丝绸，西域骏马也极大地改善了唐朝的军队装备，成为中西交通的重要工具。外来物品如金银带把杯、彩釉玻璃等器皿传入中原，激发了唐朝工匠的仿制兴趣和创新热情，工艺技术的模仿和审美情趣的启示，最终使唐代手工业品的制作风格发生了改变。

商贸活动带来了文化融合的多元格局。西域音乐、舞蹈、绘画，给传统文化注入清新的气息，以外来乐舞为参照，中国古代“功成作乐”的礼仪制度进行了更新改造。敦煌壁画描绘出只交纳商税、不承担政府义务、定居唐朝境内创业的外国商旅，莫高窟珍藏的大量佛门经文，以及融合西方艺术创造出崭新东方美的造像，将人类共同的美、共同的人性经过潜移默化的整合后以艺术形式再现出来。在不同文明的碰撞过程中，唐朝文化得到了极大的补充和发展，并汇集为开创新时代的动力，最终形成了以唐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文化圈。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卷3》

材料二  交换的发达，促进了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北宋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北宋的铜钱尽管铸造得比过去多，但“钱荒”却十分严重。为此，政府规定四川等地只能用铁钱流通。由于携带不方便，10世纪末，成都出现了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代替铁钱。1023年，北宋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遂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作准备金，定期发行，限额125万余贯，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

——《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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