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武帝时期，在“春秋大一统”精神的统摄下，董仲舒的“春秋决狱”起到了指导法律实务的作用。公元前51年，西汉宣帝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宣帝亲自权衡评判，定夺取舍。皇帝通过“制话”这种特有的立法权，将经学观点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经学法典化已呼之欲出。公元79年，东汉章帝召集白虎观会议。会议结果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议》，简明准确地阐述解释了各种制度及大一统思想的精义，在性质上已是一部高度法典化了的经学著作，使东汉时期立法思想的儒学化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在儒家纲常名教的重染下，人们维护伦常的意识远甚于法律。当法律与至尊的经义发生冲突时，便会下降为附属地位。

——摘编自徐世虹《中国法制通史》

材料  刘秀重建汉朝,天下从乱走向治,从纷争走向统一。王莽改制留下一个烂推子,加之连年的内战,国家变得凋敝不堪。刘秀以他非凡的胆识オ干,遵循“以柔道治之”的方略,创造了“光武中兴”的业绩。实行“简政”是其重要政策之一,所谓“简政”,就是废除王莽的繁苛法令,恢复汉初的法简刑轻。为此,屡次发布大放令,平反冤狱,释放犯人。光武一朝刑法宽松,社会安定。简政的另一方面是栽减机构与官员,載减了十分之一的郡国、四分之一的县级区划、十分之九的官员,节省了财政开支,减轻了社会负担。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