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澳门普济禅寺是澳门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佛教寺院，由信徒集资修建。寺院中现有一尊别具特色的罗汉像（如图），被民间称为“马可波罗”，它是观音殿两侧十八罗汉塑像中右边的最后一尊。马可波罗是传说中元代来中国的意大利商人，被列入十八罗汉肇始于浙江净慈寺，清晚期传入普济禅寺。

——摘编自邵晓峰《中西文化交汇中的澳门艺术形象》

材料一   “汉承秦制”之说早为学界所公认，秦律中“严于治吏”的精神在汉律中有着深刻的反映。与秦律相似，汉律亦有关于荐举官吏的法律规定。如《二年律令·置吏律》规定：“有任人以为吏，其所任不糜、不胜任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罚金四两，戍边二岁。”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害盗别徼而盗，驾（加）罪之。”而《汉书·王子侯表》也记载：陵乡侯欣“建始二年，坐使人伤家丞，又贷谷息过律，免”。汉律在秦律基础上，针对王侯、官吏朋比为奸、结党营私制定了“左官”“附益”“阿党”“更相荐举”等诸法……执法的严格性，使朝廷法令对各级官员产生了巨大的震慑力量，督使他们勤于政事，谨慎行事，以免有犯法之嫌。自汉之后，后代统冶者在立、司法方面都非常重视“严于治吏”的举措。秦汉严于治吏、“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精神，在今天也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编自孙喆《从汉承秦制看西汉“严于治吏”的法律思想》

材料二   清代王船山认为周“礼士多，府史少而事治，后世令史多而事不济”，因此必须裁汰冗员。王船山认为要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他说：“严者，治史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左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王船山“把培养官德作为廉政的基本内容”“把廉政看作吏治的根本”。王船山认为“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所以他认为，惩贪治贪的关键是“唯严之于上官而已矣。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于簿尉胥吏，皆喙息而不敢逞”

——摘编自刘伯兰《王船山严于治吏的法律思想及现实意义》

材料：西汉武帝时期改变崇文抑武的风气，大力推进军事改革，重振尚武之风，培养适应新战法的新兴武将阶层。通过设立“中朝”削弱丞相权力，将常设军职变成时设时罢的官职，加强皇帝对军队控制。将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扩充税收来源，支持军力扩张。在盐铁官营的基础上，武帝用铁制武器替代老旧的青铜兵器，大量建造战车和战船，将马匹收购价提高数倍，民间养马减免赋税，通过战争夺取战马。汉帝国骑兵军团中军马的总数超过匈奴。汉武帝扩大征兵范围，将大量囚犯刑徒编入军队；同时扩大了募兵制规模，募兵制的实行对后世的职业招募军队有重要影响。汉帝国的军事改革积蓄了反击匈奴的力量。在长达15年的战争中，汉军消灭匈奴20多万精壮人口，匈奴被迫离开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和漠南草场，西汉在匈奴旧地置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大兴电田，这对这一地区的荒地开垦与农业开发有重要意义。汉帝国同时加强了对西域控制。丝绸之路路的开辟和持续畅通，也是建立在汉帝国军事强大基础之上的。 终汉一朝，始终没再出现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侵的情况。

 ——摘编自冯君实(汉魏之际的边地开发与管理》，原载《社会科学战线.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