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预防和治理腐败，中国古代做了有益的探索。阅读下列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一、为政以德——防治腐败的德治经验

材料一  秦简上载有秦朝“为吏之道”，严格规定了官吏的行为规范，包括“五善”、“五失”。

——摘编自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汉代察举制“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后汉书·百官志注》

唐太宗曾重视对大臣的廉政教育：“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

——摘编自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我国古代对官员的考核主要包括政绩和德行，最早可见于《周礼》中的“八法”和“六记”，前者考核官员政绩，后者侧重考核官德。对官员德行的考核，从先秦到明清历朝看来，趋向于细化和严厉。例如唐代的“四善”就是把官员的道德修养放在考核的首位。

——李丽珊《谈中国防治腐败的历史努力》二、御史之名——防治腐败的监察经验

材料二  西汉统治时期，御史大夫专门行使监督权，其下属御史中丞常驻内宫，专门负责监督王室和宫廷，也可以说是监察皇帝的；另一下属御史丞则负责监督政府，不论中央、地方都在内。值得注意的是，御史大夫是宰相的副手，因此，监察权是相权的一部分。……唐代单独设立御史台，其职权限于监察政府，没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力。但在政府中，仍存在专责监督皇帝的，那就是谏官，谏官由宰相任命，宋朝谏官改由皇帝任命，他们就不再监督皇帝，反过来监督宰相。

——《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宪法学透视》三、分权制约——防治腐败的制度经验

材料三  中国古代的分权主要以君权与相权，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划分为表现形式。……伯利克里时代的城邦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系统，已具备了近代国家所具有的行政、司法、监督等国家职能，并开始向分权的方向过渡。

——张治平《关于分权与制衡问题的探讨》

材料一 观点：有学者提出，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说，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两千多年全都一样，并无变化。

史料1：“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

史料2： 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等说：“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

材料二

材料三 嘉庆四年正月初八日谕：各部院衙门文武大臣，各直省督抚藩臬，凡有奏事之责者，及军营带兵大臣等嗣后陈奏事件，俱应直达朕前，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将所奏之事，预先告知军机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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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  李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材料二  自秦始皇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后，历代都设置宰相作为皇帝的助手，参与国家大事决策，处理全国政务。《新唐书》记载：“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

材料三  清代一位军机大臣形容自己的工作：“依样葫芦画不难，葫芦变化有千端。画成依样旧葫芦，要把葫芦仔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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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摘编自历代《地理志》

材料二   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动”与“不变”的共同目的，并说明材料一中地方行政区划“变动”与“不变”的具体表现。

    在隋唐时期官员俸禄形式主要有米、田两种。隋代官员的俸禄分京官、外官两种支付标准。京官按品级，外官按州、郡、县的等级计户食禄。除俸禄外还有职分田，以品为差，由一顷至五顷不等。

    至于宋代则因货币的广泛流通，俸禄多以钱币计算。百官除正俸外，还有服装、禄粟、茶酒厨料、薪炭、盐、随从、衣粮、马料、纸笔、差费、职钱、公使钱及恩赏等各种补贴，地方官则配有大量职田。而元代官员俸禄以实物和货币两种形式支付，地方官俸禄中无实物部分，但却享有职田收入，作为俸禄的补贴。

    到了明代则实行折色俸禄制，即以米为单位折算成钞、钱、布、银发给百官，并以货币为主。而清代官员俸禄是银米兼支，但以银为主。京官有俸银、禄米，外官有养廉银。

——摘编自百度百科

秦王朝的灭亡既有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

秦王朝建立后不仅不思休养生息，反而修阿房宫、筑骊山陵墓、建长城、伐南越、戍五岭、徭役、兵役极度的繁苛，再加上它又专任法家，以严刑峻法治天下，从而其兴也暴，其亡也暴。但是这一历史的必然性，却并不是自行实现的，而是经由秦末农民战争才得以完成。正像贾谊概括的那样“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这一作用显然带有许多的偶然性，如“遇雨失期”，九百戍卒中有个陈胜存在，乃至戍守渔阳的遥远，大泽乡的地理位置、气候等，但是，恰恰是这一事件完成了秦朝灭亡的历史必然，而秦朝灭亡的“必然”也就是以这些“偶然”的具体形式而得以实现。

                                                 一摘编自王晓菊《何谓历史学》

根据材料表述，概括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的关系，并请结合中国近代史史实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准确，逻辑合理）

材料一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宰：地方官)。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纵，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秦之事迹……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材料二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后乃谋臣献画(计策)，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材料三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凶恶狡猾之人)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柳宗元《封建论》

材料四  知封建(指分封制)之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弊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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