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过去的策论先生们喜欢做“秦始皇拿破仑合论”，这常常被人当做谈笑的资料。但是我们如果要研究历史转变，这两人的确有可以供我们参证的地方。拿破仑法典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特性，所以克劳斯维茨说，拿破仑的二十年的胜利是他的新政治制度的结果，这是一方面。然而另外又有一面，拿破仑的武力征服却是反动的。他的利剑一斫到各民族的本身，便折断了，他自己倒反被各国人民的事业所推翻。秦始皇的时代不是拿破仑的时代，这是不用多说的。然而我们可以这样讲，秦国“六世之威”（贾谊语）是由孝公所开始建树起来的，这代表了古代世界的转向。秦国变法，“不别亲疏”而一切按照法律处理，因而推翻了古旧的氏族贵族专政制度，这使秦国在耕战智术方面有了发展，以致富强起来。其所以如此，并不是秦始皇个人的能力，而是贾谊所说“势也”，这是一方面。然而另外又有一面，秦始皇销毁兵器以铸金人，武力奴役各国人民却是反动的。民族的民众的反秦战争和六国合纵的抗秦战争，在性质上完全是两件事，这是应当分辨的。

——摘编自候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秦帝国建立了庞大帝国的内建系统，包括道路系统和官僚体系。……就秦朝的郡县制度来说，从考古发掘统计出来的数据可以发现，甚至最小的县城的县长或县令，往往是由秦帝队的中下级军官转任，中央的命令可以从上到下传达到地方，效率相当不错。秦帝国的道路系统，在中原地区是两横两直四条主干道，然后以此为基础对外展开若干条辐射线。这样的内建系统，传达命令效率很高，得到神经末梢回馈讯息的效率却有所不足。

材料二  汉代的制度是由董仲舒设计的一套相当清楚的察举制，将过去不是很制度化的人才选拔方式，落实为定期由地方官员选择当地优秀人才送到中央，在中央实习种种政务，然后再派到各处去工作。这样一个察举制度，使得中央和地方一直不断地有人力资源的流转，把地方讯息无时不经过这些实习人员带到中央。

材料三  唐朝真正走向灭亡，应当是唐末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导致的。……唐末的气候并不寒冷，照说不应该有过不下日子的情形，也只能是因为课税太重，而政府上层不了解民情，百姓实在没法忍受的时候，才会铤而走险起来造反。……唐朝政府的上层是由一小群贵族长期垄断的，那些来自民间的科举进士，其中不少也是贵族的子弟。更何况，科举出身的寒士很难真正进入决策阶层。另外一方面，唐朝的地方官员在回避本籍的制度下都是外来者，对地方情形并不了解，而且又经常更换职务。因此，汉代地方官员可以承担的回馈信息的职能，在唐朝并不能实现。于是，小乱变成大乱，大乱连续不断，那么庞大辉煌的朝代，也就在农民的锄头和镰刀下，分裂成许多小国。

——以上材料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请回答：

材料一：除了秦国内部的条件以外，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全国范围内也存在着统一的条件。西周时期，以宗周为中心，用车就能够通达四方各国，到战国时期，内河交通，可以通达全国九州。由于华夏族生产力的进步和文化程度的提高，逐渐将居住在中原地区和四周边沿地区的各族融合了起来。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大体上来说也只存在着一个华夏文化了。

                                                              ——于湘琳《简明中国史》

材料二：1681年冬，清军进入云南省城昆明，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同年郑经病死，郑氏集团再次发生内乱。冯锡范、刘国轩发动政变，杀死了郑克藏，拥立年仅12岁的郑克塽，“军内多思叛”。到1682年十月，施琅所统率的水师已有“精兵二万余 ,战船三百艘”, 已足以保障攻台所需船舰。

                                                  ——摘编自朱元鹏《清圣祖康熙全传》等

材料一：秦创建御史大夫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同时，地方刺史。魏晋南北朝，中央御史台直接受命于皇帝，检察权扩大，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隋设御史台、司隶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分十道监察区，形成严密的监察网。宋代，中央沿袭唐制，地方设监司和通判，直属皇帝。元朝，地方设立御史台，还制定了一套监察法规。明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清朝，地方监察沿用明制。

材料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

材料三：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考察有官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

——《元史》卷十，《世祖纪》

    “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

——《明史·职官制》

    清皇太极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