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按照贫困户的收入来源、财产状况、家庭劳动力等因素将其分为极贫、次贫等层级，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古代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还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如政府资助贫民春耕的种子。规定扶贫是各政权的重要职责，需设立独孤园等恤养老幼贫疾的常设机构。北朝在以“三长制”重建乡里机构时，特别强调三长有照顾乡里贫弱的责任。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中国近代天灾人祸不断，1875-1878年的“丁戊奇荒”使死者超过1000万人。郑观应在上海募捐，英国人李提摩太主张以工代赈，引起他的共鸣。郑观应说：“与其遇患而始图补救，何如未事而预切绸缪。”他建议在社会内部建立稳固的备荒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人民抵抗灾害的能力。借鉴西方储蓄信贷制度，鼓励民众储蓄闲钱，以备不时之需。推崇德、法等国的灾害保险制度，“损害分担，荒歉无忧。”主张构建符合近代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以官绅合力、以工代赈等多元化方式筹资，设立慈善机构，对灾民实施“教养兼施”。

——摘编自赵伦芬、谢晖《郑观应慈善思想探析》

材料一：中国古代在贫困救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礼记·礼运篇》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理念的一种经典表述。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在两宋，社会互助观念业已产生。社会互助始于宗族，这是以范仲淹的义庄为滥觞。这些义庄义田，是利用其田租以赡族人。清代汪志伊在《荒政辑要》中将贫困者分为极贫、次贫，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

材料二：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贫困救助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有识之士在与西方社会的不断接触和交流中意识到“盖养之者，饱暖一时：教之者，饱暖终身也！”1907年，晚清政府民政部针对从前各种善堂、善局重养轻教的弊端，明确责成地方官绅体察情形，在各种养济院、清节堂中附设工艺所，“兴养立教”。1943年，国民政府社会部次长洪兰友参与了《社会救济法》的制定，他表示：在现代社会，“人民之于国家，休戚相关，患难与共，其于救济事业，自当视为政府对于人民应尽之责任”。晚清创办工艺局，其收养对象仍根据道德要求分别上下差等：“身家清白，穷无所归者为上；本有行业，造难流离者次之；平日懒惰成性，兼有嗜好者又次之；甘心下流，近于邪僻者为下。”民国以后，则规定“年龄在8至16周岁而贫苦无依或性行不良者”均符合入所条件。

——主要摘自岳宗福、杨树标《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理念嬗变与立法诉求》

①私商成为商人的主体

②流通领域出现纸币

③实行“工商食官”政策

④大量商业市镇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