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国语·周语》记载，周襄王时已产生了“父子不得相互告诉”的思想。汉宣帝曾颁布：“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大父母匿子，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学界认为这是关于亲亲相隐制度最早、最明确的规定。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鞑语消息，亦不坐。”同时唐律还规定：“若犯谋逆以上者，不用此律……谋反，大逆及谋叛以上，皆为不臣，故子孙虽告亦无罪，缘坐同首法”，认为因为“不臣”可以不用容隐制度。到近代，在清末至民国初期的历次法律变革中，亲属容隐制度仍得以继承。

——摘编自王新霞、柳萍等《论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特征——以“亲亲相隐原则”为例》

材料二：2012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明确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该规定赋予了亲属证人不被强制出庭作证的特权，体现了亲属拒证权的理念。

    在刑事诉讼中，证人为了避免自己及其亲属受到追诉，不愿意作证，这是人的本性使然，法律不应当强制打压。从更深层次来看，亲属拒证权制度维系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血脉亲情，在宏观上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有益。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对被告亲属所作证言持有怀疑态度，其被认可和采纳的机会很小。

——摘编自李旭霞《论我国刑事诉讼亲属拒证权制度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