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决狱，又称“经义折狱”。它要求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司法官就以儒家经义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相违背的，则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汉代初期，统治者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然而，自周而秦，刑罚带有浓厚的原始色彩，统治者高度重视肉刑。秦朝继承法家“以法治民，重刑轻罪”的传统，使得“秦法繁于秋茶，而网密于凝脂”，而汉朝的法律制度也依然是继承前朝，以法家思想为主导，以重刑治民，在这种情况下，汉朝的法律无论是其思想还是体制都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需求了。于是汉朝统治者借鉴秦朝灭亡的教训，采用了相对较轻的刑罚，这种轻刑制度为汉朝中期春秋决狱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摘编自梁晓颖《春秋决狱法内涵的重新审视》

材料二：一提及“春秋决狱”，但凡对中国法律史有了解者就会想到：“原心定罪”四个字。即根据人的主观动机、意图、愿望来确定其是否有罪和量刑的轻重，而动机的判断方式则根据其是否符合《春秋》儒家经典所体现的儒家道德，符合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就是“志善”，即使违法，也可以从轻处罚，相反，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反儒家倡导的“忠”“孝”之精神，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也要被认定为犯罪，并予以严惩。除“原心定罪”外，根据儒家道德要义，在推行春秋决狱时，还有“亲亲尊尊”“恕及妇孺”等原则，在程树德《九朝律考》中，还从春秋决狱具体的案例中抽象和引申出了“父子相隐”“夫死无男得更嫁”等原则，这些原则都对后世法律和判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摘编自冀慎增《论春秋决狱及影响》

材料一：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李斯《谏逐客书》

材料二：九年（即太和九年，公元485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对实行两年休耕轮作的）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人多地少的地方）乐还者听逐空荒……

--《魏书•食货志》

材料三：市易法垄断货源，“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结果造成“卖梳朴则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的局面。尽管王安石声称市易法的目的是“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但是实际结果是“官中自为兼并……‘商贾为之不行’……而上下均受其弊”。……市易法之弊端，就连最初倡导市易法的魏泽忠都“愤腕自称，以谓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

--徐昌强《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

材料一  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籴（买米）食不利，而又加重征，而民不得无（不）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

--《商君书•外内》

材料二  熙宁四年（1071年），司农寺拟定的免役法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原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要按同等户的半数交纳钱，称助役钱。

    熙宁五年（1072年），颁行市易法，在京城设市易务（后改为市易司），以100万贯作本，负责平价收购商人滞售的货物，赊货给商贩贩卖，也向商贩发放贷款。商贩赊货物及借款，需以财产作抵押，5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

材料三  王安石变法手段中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他更多地重视商品货币的作用……反映了宋代商品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活跃，也证明了王安石变法思想和变法举措有很大的前瞻性。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