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思想文化角度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兴起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周代，士是贵族阶层的一员，他们接受教育并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其地位居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少部分的士跻身于卿大夫的阶层，大多数人则降入庶人的行列，成为士农工商的一分子，这是士人的主要来源。此外，王官下降、庶人上升也增加了士人。士人既在本邦国“学而优则仕”，也在各诸侯国之间流动“仕无定主”。随着君主对于士的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养士之风逐渐盛行。

——整理自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国民一词出现于近代中国。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述及法国时写道：“道光二十七年，民叛，国王逃避于英国，国民又自专制，不复立君矣”。李鸿章在奏陈皇帝与巴西修约情形折中写道：“华民有赴领事官控告巴国民，在中国者，领事官亦应一体劝息”。甲午战后，国民所指发生变化。20世纪初的十年，国民一词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大量涌现。梁启超在《论立法权》中写道：“立法权属于民，非徒为国民个人之利益而已，而实为国家本体之利益。何则？国也者，积民而成。” 1906年，孙中山写道：“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有革命之责任”。1922年，陈独秀在《造国论》中指出,以前的革命不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可以证明的。”

材料三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摘自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

材料  自西周起，中国形成了藩属体制和海外朝贡贸易关系。为监管中原地区内部及与各藩部、藩国间的经济交往，各朝代产生了关津、榷场、市舶等多种税关机构。藩属体制下的核心层是中央王朝地区，至中唐以前，关津大多遵循了孟子的“讥而不征”（只稽查而不征税）等主张。随着唐宋商品经济发展，逐渐成为课收商利的税关，财政经济开始居重。至明清时期，运河、长江或交通沿线商税之关广泛设置。核心层外为边疆地区，形成了具有官营外贸和管理双重职能的商贸交往场所和监管机构，如汉代关市、隋唐互市、宋代榷场、明清茶马司等。边疆外为边境地区，在“厚往薄来”的政策影响下，边境税关多为“怀柔远人、市惠藩属”。明前中期海外贸易政策走向政治极端，只有在政治朝贡之内才被允许。

近代以后，在条约体系下，中国在沿海开放口岸逐渐设立起由外国人管理的西式新关，新关被洋员控制，逐渐成为海关，新设的海关和原有常关并存。之后，通商口岸的常关渐归新关管理。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逐渐与列强签订关税自主新约。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统税，其收入逐渐超过厘金和常关税。在此前提下，国民政府陆续废除常关，海陆边关统一征税。由此意味中国全国范围内统一型的、西式近代国境海关最终确立。

——摘编自姚永超《论中国海关的起源、布局与体系演变》

材料一  古希腊罗马的改革与战国变法都是由于社会阶级和权力结构需要重新组合而进行的重要改革运动。由于两者社会结构和各方面基础条件的不同，尤其是改革的推动力量有别，而使两者在运作过程中表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的基本权利诸核心问题存在着本质性差异。古希腊罗马的社会改革，其核心内容主要围绕平民的基本权利问题而展开；而战国变法，其核心则基本围绕在加强君主专制的国家统治方面。

--摘编自杨师群《战国变法与古希腊罗马社会改革之比较》

材料二  商鞅和梭伦的上台皆因受困于“耕”和“战”。商鞅是通过类似于军事的手段重构了政治秩序，而梭伦则主要是以平衡城邦内部不同阶层利益的方式缓和了公民集体内部的矛盾。商鞅改革使得秦人因为耕战而成为国家严密控制的对象，沦为了国家的奴隶。梭伦改革则将政治权利扩大到包括穷人在内的整个公民集体，提升了城邦公民的内部凝聚力，使得雅典公民成为了城邦的主人。

--摘编自贾文言《商鞅与梭伦耕战思想的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