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国与民”的关系上，梭伦改革和商鞍变法各有选择。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校伦改革的各项原则较其细节更为重要。校伦通过用法律手段恢复最下层各阶级的人身自由权利以及加强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他把国家（注：指稚典城邦）笠于党派或氏族之上……他的法律经宗教仪节而斌有神圣之意：每一个公民都宣誓遵从。……

对城邦内每一个阶级他都适度地给予责任，他倡导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社会公正的理想。他诉之于理性、自由、温和与人道。雅典时常不能达到校伦的标准，但它承认这些标准是其永恒的遗产。

——摘编自哈蒙德《希腊史》

材料二：商鞅把法作为树立国家权力的最重要的手段来强调……关于惩罚方面，对犯罪集体负责的原则也得到了强调。……他明令禁止父亲与成年之于或成年的弟兄在一户同居。……为了控制的目的而把民众分成小单位的基本思想在以后的帝国时代，甚至晚至民国时代，仍行之不极。……商鞍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以勤劳的农民和有纪律的军队为基础的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军队的士兵实际上征自农民。

——摘编自《剑桥中国秦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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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孟子•尽心下》

材料二  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思者也。

——朱熹《论语集注》

材料三  至于到了封建末世，当民主主义开始萌动之际，古老的民本主义再度发挥其社会批判功能，并成为生发近代民主主义的生长点。明末清初黄宗羲(1610-1695)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便承袭了前辈的民本主义思想，提出国君是“天下之大害”的惊世骇俗命题，向流行于当世的“君为天下主”的传统论调提出挑战。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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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②“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材料一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魏楚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李斯《谏逐客书》

材料二  史料研习

（秦）孝公既用卫（商）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记己。卫鞅曰：“疑行列名，疑事无功。①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②愚者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③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敬可以强国，不法其故；敬可以利民，不循其礼。”④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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