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战国时期，周王室的统治逐渐崩溃，奴隶制度也在逐渐解体，加速这一解体的催化剂就是各国一系列的变法。“泰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候之会盟，夷翟遇之”，秦国在整个争霸战争中处于劣势，时刻有亡秦的危险。秦孝公求贤若渴，强烈支持商鞅变法。商鞅不负秦孝公的厚望，变法从阶级结构、政治文化、外部环境三个方面推动了秦国的社会转型。

——摘编自何彬《社会转型视角下的商鞅变法》

材料二：北宋自宋真宗时起、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为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下，大量养兵。荆会立志改变“戈百年之积，帷存空萍”的局面，以为国民经济所以日悍者，由国民不能各连其力从事生产也。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以富其民而致天下于治。其说以国家为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企业家，而人民不得有私财。本意欲以推抑兼并，万一行之不善，而国家反为兼并之祸，则民何诉焉？而盗臣之因缘以自肥，又无论也。故荆公之政策，其于财政上所收之效岁颇丰，而于国民经济上所收之效滋音，良以此也。

——摘编自梁启超《王安石传》

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孔子坚信道德和政治不可分离，政治即是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控制。在孔子那里，“政”之语义源头是“正”，显然含有浓厚的道德寓意。他甚至直接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为国以礼”。孔子并不愿意像法家一样，为执政者提供一整套的机构组织及法律设计，他始终相信道德的力量，以及道德表现形式——礼的力量。

——宋石男《孔子的历史和历史的孔子》

材料二：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创立了“性即理”的理学唯心主义国家哲学，认为人们内心本来就具有一切事物之理，具有封建伦理纲常，要求人们“去人欲”，维护和践行三纲五常，不要犯上作乱，才能“存天理”。之后，朱熹构建的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体系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其地位几近孔子。继宋之后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把发挥孔孟之道的程朱理学钦定为国家哲学。

——摘编自于今《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概述》

完成下列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