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钟维克、黄洁《再论裘廷梁的“崇白话而废文言”说》等

材料一：苟有新民（指经过思想启蒙和教育培植而具有公民权利责任意识的新国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

——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

材料二：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於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谨陈六义……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

材料三：欲改造吾国民之德知，俾之脱胎换骨，涤荡其染于专制时代之余毒，他者吾无望矣，惟在染毒较少之青年，其或有以自觉。此……之所以专对我菁菁茁茁之青年，而一陈其忠告也。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1915年10月）

材料  杨昌济（1871—1920），湖南长沙县人，伦理学家，教育家。1903年赴日本留学，1909年春赴英国留学，1912年赴德国学术考察。1913年回国后，出任湖南省高等师范学校伦理学教师，后又兼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四师范学校伦理学教员，1918年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萧三、张国基等一批学者名流都曾是其在湖南任教时的学生。

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问题》和专题论文《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等，初步奠定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伦理学史学科。他特别看重对现实道德问题的理解与处理，全面继承了湖湘伦理文化的精华，十分强调经世致用，主张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服务现实，以为多灾多难的中国寻找到一条新的救亡和启蒙兼容的路径。

——摘编自王泽应《论杨昌济伦理思想及其对毛泽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