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前后欧洲人向中国文明的学习，先从科学技术开始，这不仅包括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还包括陶瓷、冶金、纺织等技术，以及军事技术和兵法等。之后又逐步深入到文化，即价值观、思想和道德。“东学西渐”对于欧洲而言，并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此时的欧洲，封建领主制的统治本身，已出现了矛盾，为了争霸，欧洲诸国就必须加强实力；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天主教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强调教徒的个性和自由，反对教廷及其分支机构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东学西渐”，就有了内在的驱动力，即设法学习中国的先进文明，以增强国力，并突破天主教的专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愿意接受中国文明。封建统治者（包括教会）对中国是采取排斤、抵制的态度；主张引进并改造、吸收中国文明的，主要是代表新兴资本势力的变革者。

——摘编自刘永拮《“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

材料二  “东学西渐”的过程，是与欧洲的社会变革过程统一的。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丈明。也正是随着社会变革的进行，他们才逐步完成了对中国文明的引进和改造，这同时也就变革了欧洲本身，欧洲也由此而发达。

——摘编自张允渭《东学西传、西学东渐和中西触合》

孙家鼐，清咸丰状元，与翁同酥同为光绪帝师，是晚清著名教育家和京师大学堂的“首办人”。

材料一：孙家鼐清醒地意识到“泰西各国……凌抗中朝，荤荤群才，取之宫中而皆备，非仅恃船坚炮利为也”、“非有人才，不能自立”。

孙家鼐在奏报官书局章程中，将农务、制造、测算之学置于律例、公法、商务的同等地位。在他看来，无论“中学”或“西学”都不是一门“学科”，它们是学问的门类，是学习和求知的方式。至于京师大学堂所要传授的“学问”，孙家鼐则分立10科，并不作中西学之分，其中有6门学科涉及科学和技术。这6门学科的内容均包括基础科目与应用技术。

材料二：孙家鼐认为“开民智”“通下情”为第一要义的主张最要紧。他指出：自古以来，“圣帝明王，未有不通达下情，而可臻上理者也”，“国家积弊，惟在敷衍颟顸，事无大小，多以苟且塞责了之”，“贫弱之患犹小，壅蔽之患最深”。1895年，康有为创立强学会，议论时政，译书译报，孙家鼐“尝为代备馆舍，以供栖止，且列名北京强学会”。他认为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向光绪上奏，“以为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宜明降谕旨，亟令删除，实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对于维新派的民权说，孙家鼐认为：“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