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尖锐地指出，“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断定“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流亡日本时期，他曾愤怒地表示“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1903年12月，梁启超由美国返回日本。曾承认自己“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今者反对破坏主义”，“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从1905年开始，清政府宣布要实施立宪，梁启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期望。为出国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直到“皇族内阁”产生，才使梁启超君主立宪的幻想彻底破灭。民国成立后，梁表示接受既成事实，投靠袁世凯。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于1915年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促使了护国运动的爆发。

——摘编自徐斌《论梁启超的善变》

材料二：在清末，不论是暴力的革命运动，还是和平的立宪运动，都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旨在以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的进步的历史运动，从本质上讲，都是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的革命性的运动，从梁氏那些鼓吹“立宪”的言论来看，也正是“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再联系他一生思想活动来看，他是把追求宪政与追求富国联系在一起的，“此志终生未变”，因而这也是应当肯定的。

——摘自《梁启超研究的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