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其实，早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就已经艰难地挪动它的脚步了。改革是被迫进行的。清政府官员在“内乱”面前，犹能做“中华大帝国”的酣梦，直到洋炮的轰鸣从南方海岸传来，震撼了宫廷的座椅，这才下决心“师夷长技以制夷”。先是做军火买卖，接着开矿山，修铁路，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生出国以及官员出洋考察，等等。

——《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

材料二：解体太缓慢了，这种速度不但不能满足少数先觉者的期待，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使中国免受挨打的耻辱与覆亡的危险，这样，政治体制的改革便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然而，最高统治者对于死亡异常敏感。在大独裁者、长期垂帘听政的慈禧看来，政改如同玩火，其结局只能加速以个人为中心的权势集团的崩溃，于是及时地把光绪帝及其政改计划给扼杀了。

——《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

材料三：在1911年以前约十年间的中国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国的影响。中国人对外国生活怀着好奇心理并且倾向于采用外国思想，这种情绪自从1860年前后已在慢慢地增长，到19世纪90年代以后又加速发展了，而在1905年以后达到了发狂的程度。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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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

材料二：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相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

材料三：由《新青年》卷起的新文化运动狂飙，猛烈地冲击了千百年来束缚中国人心智的道德、伦理观念及建构其上的政治意识，运动本身反映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在认识中西文化差距问题上，已从器物、制度的层次深入到精神文化的层面，其对传统文化糟粕的批判和对两方思湖的大量引入，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自由观念和开放意识的青年，对于民国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材料一：“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又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材料二：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

材料三：君主专制制度不是“天经地义”，人类社会最初并没有君主，君主是人民推举出来的，人民也可以把它废除；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政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材料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等人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的囹圄”，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他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中国近代史》（上）

材料五：李大钊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号召人们向俄国学习

——（《中国近代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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