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1835—1901）的《劝学篇》发行百万余册，并一度被作为中小学教科书。他将卢梭“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话在《劝学篇》的开篇以“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方式表达出来，运用天赋人权的理论，从自由、平等的角度对儒家的名分论和忠孝道德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认为这样的道德“归根到底是让他人之魂占据我身”。

材料二：左右了清末教育现代化取向的张之洞（1837—1909）著《劝学篇》时，中国正处于甲午战败后。他的劝学如其本人所说：既要正人心，又要开风气。他从本末的角度，认为儒家的圣道即伦纪、心术，是不变的本学，是优于西方的。以此看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民权说则“不可行也”，是“无一益而有百害”的。他认为，“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桂勤《从〈劝学篇〉比较福泽谕吉与张之洞的人才观》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领袖胡适（1891-1962）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之中，针对各地杂志报章上讨论“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的争论，分析并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而他认为“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为过去，没人主张了。但所谓折衷，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摘编自方克立、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曾纪泽（1839—1890），晚清外交家，“中兴名臣”曾国藩之子。1878年出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热衷学习西学，突破林则徐、魏源时代“坚船利炮”的范畴，其涉猎领域涉及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等。他认为：“西人一切局面，吾中国于古皆曾有之，不为罕也。”曾纪泽在出任驻英、法公使前后，为尽量避免在外交活动中出现差错，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国际法。他曾援引国际法，成功改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特克斯河流域两万多平方千米的领土。他曾在拜见慈禧太后时说：“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

——摘编自蒋跃波《试评曾纪泽的近代外交思想》

材料：谭嗣同，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

戊戌年间，倘若谭嗣同南逃或东渡，不曾喋血于菜市口，又会如何？东渡的话，他有完备而激进的革命思想，不难成为黄兴、蔡锷和宋教仁这些湖湘英杰的老大哥，或许能更早地掀起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高潮；南逃的话，他有哥老会的掩护和唐才常等至交好友的追随，或许能集结南方的武装力量，将清王朝衰弱的命脉震成重伤。如果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一起逃跑，也不失为明智之举。这样，一来可以为变法保存有生力量，有望他日东山再起，为中国尽力，又可以减少牺牲。但是，不管谭嗣同的选择如何，都已经成为历史，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仍然视他为英雄，戊戌变法的流血牺牲者。

——有关谭嗣同之死的质疑和解惑

材料：大清对外交往史上，出现了一个特别傲慢的人，他就是李鸿章。大清官员在对待外夷方面，态度随着大清武力的一败再败而逐渐发生改变，大致的规律是——前倨后恭！而李鸿章却变化不大，总的来讲，是一直坚持“倨”。

李鸿章旅游到英国，对英国的一架缝纫机都能着迷，并不惜重金，给老太后购回一台！但他忽略了最不该忽略的一件东西——他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觉得那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说：“无甚可观！”毕竟是清的栋梁，老先生骨子里还是傲慢的！“无甚可观”——四个字，代表了当时整个民族的视野。

材料：近代思想家章太炎曾大力研究明史。清末“排满革命”是重要社会思潮，章太炎是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清人“灭支那而毁历史”，以致“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这显然是章太炎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要投身明史研究，以保华夏文化之种。而他的明史研究则为他的“排满”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武器，其中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以“夷夏之辩”为核心的种族光复思想。晚年，章太炎回忆说：“明末满人攘我神州，近三百年，我人今日独能恢复我固有之国土。盖亦以儒者提倡民族主义，已深入人心”。他所谓儒者所倡之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夷夏之辩”。在进行明史研究时，他一方面对明人所代表的华夏“年历冠带”表示推崇，另一方面则着力于将满洲刻画为“夷狄”，渲染其野蛮与残暴。章太炎是“以一个明朝遗民的思想，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对其明史研究特色的一个极佳注脚。

——摘编自尤学工、余康《论章太炎的明史研究》

材料：严复生平经历：

1854年1月8日，出生于今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阳岐村一中医世家。

1867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1877年3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三年。

1890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

1895年，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

1896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

1897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将《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

1898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改捐同知，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

1910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

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7年，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摘编自《严复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