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王韬（1828-1897年）早年因同情太平军而见疑于清廷。1862年，他逃到香港，担任外国人主办的《香港新闻》的编辑。1867年，他前往苏格兰，旅居欧洲两年，看到了西方的文化和制度。1870年，他返回香港，任《循环日报》编辑。凭借这一有利地位，他抨击清政权内部的腐败，建议开发矿产、兴建纺织厂、制造汽船铁路、电报线和发展海军。他警告，不要过分依赖肤浅的西方制造技术；并且说，西方的强大在于其法律、公正，政治体系、民主选举和立宪政府。但是，他不是一个激进者，并不急切地要求中国古老制度的全盘西化，而是主张逐渐使西方有用的东西同中国的基础相结合。

——摘编自（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清末的开明专制化过程，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它们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自变法以后，晚清政权实际上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从传统专制向开明专制政体转变的历史努力，由于晚清新政的失败与清王朝的崩溃，中国清朝统治者最终并没有完成向开明专制政体的成功转变。

然而清末新政却是清朝最后十年社会全面危机时的适应时势之举，应势而变的目的是延续统治。人们常用其宗旨来证明其失败的必然性：“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然“琴瑟改弦”会改变基调，“假演”的同时也有“真做”的一面。综观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如此全面深刻的改革是罕见的。从发展学角度来审视，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这样，现代化这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彷徨了40年，终于登上前台成为主角。

——《清末新政的全方位“解毒”》

1880年郑观应对比西方政制与中国政制的优劣后，提出“君民共主”的主张，他认为“欧洲诸国土地、人民均不及中国却能横行天下”，“其治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而中国之所“欺藐于强邻悍敌”是因为“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泰西政事举国成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他认为西方这种政制“颇与三代法度相符”。所以他期盼中国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务使上下无扦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固有可预期矣”。

——摘编自徐宗勉、张亦功等《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

上表为19世纪上半期-20世纪初中外历史事件简表。从表中提取具有内在联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历史信息，从中提炼出一个论题，并结合必修一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述充分，史实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