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刊出的《瀛寰志略》中，身为满清封疆大员的徐继畬，对“不僭位号”、“不传子孙”、“推举之法”、“天下为公”、“公器付之公论”的共和体制竟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其识见与胆略在当时确属罕见。因为这是对当时居绝对统治地位的皇权神授、万世一系、“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将国家、臣民视为一姓之私的“皇权神圣”观念的挑战，此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所以，这本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诋毁之后，即被遗忘。1865年，以“自强”为主旨的洋务运动正在兴起，熟悉“夷情夷务”的徐继畬自然又被朝廷想起，将其重召回京启用，以三品京堂在新设的洋务机构总理衙门任职。《瀛寰志略》也由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新刊行，成为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标准本”。1867年，徐氏出任新成立的培养洋务人才的“同文馆”总管大臣。

——摘编自《徐继畬的命运》

以今日之见，严复的译文（    ）

材料一：19世纪中期，中国官绅承受西方所加的冲击，并被迫采取应变的对策。19世纪后半期，中国先知先觉之士认识到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来一个巨大的变局，将产生一个从所未见的创新机运。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甲午战争之后的几年，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很重要转折期，从这时开始，中国才比较正规地迈进到自觉理智地向外国学习的历史进程。国人对西学的领悟从感性的“力”的浅层次，深入到理性的“智”的层次，并进而引起了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三：1917—1923年的思想革命，代表了中国对西方冲击的第三阶段回应……1917—1923年的思想觉醒，标志了从传统的中国基础向完全西化的进一步转变。……但它的主要成功，在于引进了西方的思想和推毁了中国的传统，而不是创造了新的思想体系和新的哲学学派。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近代中国翻译日本书籍表（部分）

从如表中提取一个有关中国翻译日本书籍的信息，并简要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