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特来美修道院”是法国拉伯雷（1494﹣155）在《巨人传》中描述的理想社会，它是一座自由之城，这里不论男女，都是“全知全能”的人；追求发财和享受，把吃喝玩乐作为人生的重要内容。

——摘編自崔莉《欧洲文艺复兴史》

材料二：对于赎罪券的抨击，有如一粒火种落在火药桶里，立刻燃起燎原之火，农民和平民把路德的反教会论纲当成是起义的信号，市民则到处传颂“九十五条论纲”，人文主义者热烈欢呼。贵族，甚至一部分诸候，希望由此打破罗马教会的控制。一时之间，“九十五条论纲”实际上成了民族战斗的共同纲领。

——自丁建弘《德国通史》

材料三：在经验与理性两方面，18世纪更强调理性，以理性来考察一切。如果说17世纪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那么18世纪就是“我在故我思”，18世纪成了“以头立地”的理性的世纪。启蒙运动主要用理性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要以理性来破除信仰，以及要顺应“自然”。

——摘编自吕乃基《启蒙运动中的近代科学精神》

请回答：

材料一：黄仁宇先生说：“世界上竟有何种名花异卉，会萌芽达三四百年，还不曾开花结果？”不管是王守仁、李贽，还是徐光启、宋应星，不管是海瑞、张居正，还是黄宗羲、王夫之，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没有涉及由此（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而引起的社会变动。因为在每次社会变动剧烈之时，总会有一些所谓的“先知先觉”者发出呐嘁，呼吁统治者采取行动。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经济论述较多的仍是“重本抑末”“减赋节役”“富国富民”等其他方面。孰不知，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认识，思想领域的变动还是伴随着社会变革静悄悄地行进。

——摘編自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等

材料二：西欧14，15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实为其社会所孕育着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式完整基因在内的有机胚胎，主要以西欧中世纪城市为载体。或者说，西欧中世纪城市在建立过程中，由于其内在素质和传统文化诸关系，逐步培育出这一有着细胞系统构造的胚芽，且在有关条件下茁壮成长。“城市基本上是自由的庇护所此，他拥有从公民而来的一切权利。他可以自由结婚，并让他的儿女自由结婚，他可以随便迁出，随意往来，可以自由支配他的财产，如同自由支配他的人身一样，可以取得、占有、让渡、交换、出卖、馈赠和遗传他的动产和不动产，而不受领主的管制。他的土地可以转让，可以租出和抵押，可以典当，一句话，容易变成现钱，以便促进商业的一切活动。”

——摘编自布瓦松钠《中世纪欧洲生活与劳动》，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

材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处处提倡人性和人权，重新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他们认为人的情感和思想要摆脱神学的禁锢，尽可能走上一条自由发展之路。人文主义者指出天堂不在来世，而在现世。他们公开申明，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符合人性的要求。

——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二：在卢梭看来，权利绝不是建立在暴力和强权之上，而只能建立在自由的契约之上。因此，社会契约是一切政治自由与权利的来源。康德则认为自由的个体具备自己决定自己的性质，在理性世界中，自己的意志成为主人。自由既要求不受别人约束，同时又不去约束别人，自由需要服从于理性的“法则”和“要求”。

——编自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