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的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的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的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启蒙哲学家，尤其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判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中国形象不断被西方启蒙文化利用，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东方专制主义，中国形象已经经历了宗教之争、哲学与宗教之争、哲学与政治之争、政治之争。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材料一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黄宗羲《原臣》

材料二

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矣。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大权乃归之天子。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

材料三

君主和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立法权、行政权和外交权应分属不同部门掌握。

——洛克《政府论》

材料四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国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请回答：

材料有的学者把明末反封建礼教称之为“启蒙思想”或“启蒙主义”；泰州学派的支系，主张“唯情主义”的大戏曲家汤显祖也被认为是“深具启蒙思想的人”。这就容易使人们错误地以为16世纪明末的反封建礼教、主张个性解放的运动类似于发生在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我认为，上述两种运动不仅在表现形式、而且在实质内容上都有不同，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以“唤起”理性为特征，而16世纪明末的反封建礼教的运动是以唤起人们的情感释放为特征。前者的结果是：自然科学重大的突破、社会科学基础的建立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的建立。后者的结果是：虽有少数思想家仍然坚持反对封建专制礼教，但在清军入关后封建专制礼教的强化和对批判礼教的文人学士无情的镇压，使反对封建专制的礼教浪潮被打断了。

——北大教授汤一介《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

评价材料中汤一介教授关于明末反对封建礼教和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