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西汉建立后，“约法三章”不再适应现实需要，新的法令条文不断增加，形成《九章律》。汉武帝时，《九章律》之外的“旁章科条”迅速增至359“章”，仅关于死罪的法律条文便有1000多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具有法律意义的案例汇编越编越多，《春秋》一书所记史事在判案时也用作参考。三国魏初，沿用的“秦汉旧律”竟多达906卷，770余万宇，东汉以来马融、郑玄等儒学大师对法律的注释也具有法律效力。

魏晋时对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大量行政法规被编辑为“令”，由具体行政部门掌握。改定的新律以刑法为主体，共20篇、620条、27600字，大大降低了官吏判案时任意引用法令条文的可能性。与汉代明显不同的是，新律不少条文突出上下尊卑，同罪而不同罚。

——摘编自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

材料一：中国儒家思想由于农业生产时代的落后性，主要只能依靠执掌政权的士大夫阶级的自觉革命——自觉地运用政权让当时社会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读书人阶级正确有效地实行非暴力的制衡——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按天命、各得其所、相互制衡、共同发展，从而让全社会居民安居乐业远离“阶级相互残杀和政权暴力更替”的社会灾变。由此可见在古代人类社会，中国儒家思想无疑是顶尖的掌权思想了。

——摘自《西方民主思想和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历史功能》

材料二：过去一百多年中，儒家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们简单地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代的儒家与社会主义之间有高度的亲和性。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这种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因为建制社会主义采取了激烈反儒家的态度，由此促使在这一阶段儒家采取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过去三十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场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建制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同时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也陷入困境，所以有一个向中国的回归倾向。

——姚中秋《儒家能给社会主义带来什么》

材料一：董仲舒的社会控制思想是基于其特定理论基础之上的系统化思考，这一理论基础即是以思想、政治上的“大一统”为社会控制的理想目标，教而后善的人性论、天人感应的宇宙观为社会控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韩进军  刘永艳《论董仲舒社会控制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

材料二：朱熹认为，只有在思想意识及封建纲常伦理上家族、宗族、国家、社会同构，才能保证国家对乡村的统治形式及有效秩序……使儒家维护封建纲常的价值形态获得更多更广泛的认同。

——李禹阶《朱熹的家族礼仪论与乡村控制思想》

材料三：在一个排斥农民享有受教育权利的社会里，绅士社会掌握着知识和文化霸权，教化、伦理、法规、祭祀、宗族等一切社会责任与权力为一体，成为乡土社会的实际权威……在全国范围内构造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网络。国家所必须的思想意识——包括国家的法令政策，就是通过这个网络突破了千差万别的地域性习俗与文化，渗透到那些看似封闭的乡村角落的。

——杨阳《王权的图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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