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孟子对于农商一律平视，从无重农抑商之主张。孟子以前之政治家，大多亦无重农抑商之主张。有此主张并实行此政策者，始自商鞅。自此视农为“本富”，商为“末富”，所谓“崇本抑末”之思想，渐成为中国流行的经济思想。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材料二：随着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势力逐渐膨胀……严重影响中央财政收入。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令“初算缗钱”，向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征收资产税，并处罚隐瞒资产或申报不实者。后又下令“告缗”，鼓励民众告发不如实申报的商人，结果“商贾中家以上大氏破”。

——摘编自邱树森、陈振江《新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宋）太宗淳化二年诏曰：“关市之租，其来旧矣……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使……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又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宋代的“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靠商税”。

——马端临《文献通考》等

材料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

材料二：朱熹生活的南宋时代，整个社会统治阶级鲜廉寡耻，生活奢侈无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天理是公道与良知。朱熹说：“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熹区分了“欲”和“人欲”，欲是正常的，饥而欲食，渴而欲饮，这是正常的欲。朱熹要灭的是“人欲”，又叫“物欲”……朱熹认为当时国之大患根在君王心术已受蒙蔽，应当根据《大学》之教，以正心诚意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针对当时朝野上下普遍信奉佛教禅宗思想，他提出了“格物致知”之旨，即要求人要“推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

——洪映萱《另一种声音——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观念的反思》

材料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论语》

材料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孟子》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荀子》

材料一：在早期儒家经典中，民本思想有较多的体现。《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认为民贵君轻，又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材料二：（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尚儒学，是儒学文化的发展基地；齐地学术较为庞杂，阴阳五行学、道家之学、儒学都相当发达，楚国道家与辞赋最具特色；三晋以法家与游说之士为盛；秦地主要接受三晋学术……但以各地所出文化人才而论，则以关东的齐鲁三晋郑卫周等地最为兴盛。

——卢云《汉晋文化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