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盛宣怀涉足“洋务”，毕生的追求是“办大事”，“做高官”。李鸿章对其野心看的很清楚。他对亲信说：“盛杏荪机智敏达，而乏毅力，其条陈固欲办大事、兼作高官。”“挟官以凌商，挟商已蒙官”，上下其手，左右开弓，是盛宣怀大做“无本生涯”，最终成为清末首富的不二法门。当时清政府财力不济，开办“求富”企业颇多困难，可又不得不办，故采用“招商集资”“官督商办”的权宜方式。盛宣怀明确提出，举办“求富”企业，“唯有援照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之一法，商集其资，民鸠其工，官总其成”。但企业大权，有官方督办掌管，不能完全由股权说了算。在盛氏的“督办”之下，经营顺手则分享巨利，甚至巧夺豪取，企业亏损则推卸，巧语趋避。但是，纵观盛宣怀一生，他只能操办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垄断性产业，如轮运、电报、铁路、银行、钢轨专卖。他对市场化程度深、竞争激烈的产业则屡战屡败，无一成功，如矿务、棉纺织业等。

——摘编自卢伯炜《盛宣怀与轮船招商局的改制》

（转自田永秀：《1862—1883年中国的股票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二期）

下图是1870—1911年晚清时期金融类文章发表的数量统计图，其内容涉及货币银行、国际金融、证券和保险等多方面。金融类文章明显增多的根本原因是（    ）

材料一：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其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已为今日时论所公认。……洋务工业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官领其总，商出资本，无疑是一种切实的倡率引导。它们于不知不觉中把封建主义的坚冰钻开了些微裂缝，而后，民族资本主义则可以沿着这些裂缝慢慢渗开。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工商业获得向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同时日本在华企业亦获得同样侵略机会，中国的民族经济仍不易与之抗衡，以致归于失败。……中国民族经济之不能前进，以致渐趋衰退，不当尽归咎于外来压力。国内情况之日益恶化，亦为重大因素。政府之无扶植诚意，自然有关，战乱不止，兵额激增，尤为致命打击。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材料三：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经济管理办法一览表（局部）

——据陈雷《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研究》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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