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其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已为今日时论所公认。……洋务工业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官领其总，商出资本，无疑是一种切实的倡率引导。它们于不知不觉中把封建主义的坚冰钻开了些微裂缝,而后，民族资本主义则可以沿着这些裂缝慢慢渗开。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工商业获得向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同时日本在华企业亦获得同样侵略机会，中国的民族经济仍不易与之抗衡,以致归于失败。……中国民族经济之不能前进，以致漸趋衰退，不当尽归咎于外来压力。国内情况之日益恶化,亦为重大因素。政府之无扶植诚意,自然有关，战乱不止，兵额激增，尤为致命打击。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材料三：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经济管理办法一览表(局部)

——据陈雷《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研究》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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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刘鸿生（1888～1956），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清末为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买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刘鸿生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被称为“煤炭大王”。此后，刘鸿生又开始向火柴业进军。

    当时，在中国的火柴市场上畅销的主要是瑞典的凤凰牌和日本的猴子牌，而国产火柴因容易自燃且有毒性，难以与其竞争。……及至鸿生火柴厂于1920年正式创立时，刘鸿生已成为精通安全火柴关键生产技术的专家。……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引发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抵制日货浪潮，鸿生火柴厂的产品则更加畅销。当瑞典火柴公司收买日商火柴厂企图东山再起时，刘鸿生多方奔走说服中华、荧昌两个火柴厂与鸿生火柴厂合并，组成实力更加雄厚的大中华火柴公司。……至20世纪30年代，大中华火柴公司已拥有7个分厂，资本多达365万元，刘鸿生自然而然地又登上了“火柴大王”的宝座。

——摘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一：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各项改革的进展明显加快，清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商部和交通部，组织地方商会，并着手修订法典，保护和鼓励各项资本动作。经济之所以发展如此迅猛，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是外资企业的大幅增加。……由于担心外国人会控制中国的矿产资源、铁路，以及现代工业经济，清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商部和交通部，组织地方商会，并着手修订法典，保护和鼓励各项资本运作。中国的官员，有识之士以及商人急切地在这些领域成立自己的公司……从1895年到1913年间，成立的新兴企业多达549家，主要集中在缫丝、棉纺织、食品加工、公用事业以及采矿等行业……虽然现代工商业只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极小一部分，但在很多重要的方面，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中国工业革命的开篇。

——周锡瑞《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材料二：长三角在经济上指以上海为龙头的江苏、浙江经济带。这里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存在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起到巨大促进作用。1985—2003年，长三角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了288倍，年均增长率达37%，占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由1985年的5.46%上升到2003年的49%。

——据《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形势综述》

材料一：在发展新式工业的过程中，一些官员以官方代表的身份担任了监督、经理等职位，并在政府的鼓励下充当了投资者。从60年代起，先后有王韬、郑观应等人不断鼓吹新的社会价值观，对商业的重视甚至有点夸张。这种新的价值观终于在1903年得到官方确认。于是从传统社会中逐渐分化出一个工商业精英集团。

——摘编自许纪霖、陈迭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材料二：中国历年新设商办面粉业数据统计表（1914—1923年）

——摘编自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

材料三：北伐后的六年，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虽多为人所诟病，但并非无心国家建设。1929年政府制订经济建设方案，侧重工业，自1932年始积极施行。原则上重工业、基础化学、基础矿业归中央政府举办，轻工业由人民经营，政府予以扶植奖励。到1936年，棉纱进口下降至1928年的38%，棉布进口下降至20%。同年钢铁机器进口各约增加20%。

——摘编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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