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镇江港进口量最大的是鸦片，成为当时“五大行”之首，这造成了白银的大量外流。为了弥补进出口贸易逆差，镇江大量的土特产转化为出口商品。至1872年，土货出口量猛增了好几倍，总价达3147006两白银之巨，与1866年相比增加了近10倍，1894年曾突破400万两大关。而同时期，帝国主义为了取得和保持他们在贸易上的优势，不择手段地向我国倾销商品。1870年以后，经镇江港输入的洋货总值已达7613939两，至1894年洋货净进口总值已突破1000万两大关。

——摘编自马洪霞《晚清镇江对外贸易的发展与传统工商业的演变》

材料二：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华商纱厂纷纷放弃先前的工头制和包工制，采取了许多合理化的措施。在1912年以前，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上海纱厂平均每万纱锭需用工人约650名，每百台织机需用工人约280名，内地纱厂则更超过这个数字。而1912年日本在其本国的纱厂每万纱锭平均需用工人仅448人。经过管理制度的改良，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上海纱厂平均每万纱锭需用工人减至600名，每百台织机需用工人减至236名。这一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势以后一直延续。

——杜恂诚《对北洋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的误解（下）》

材料三：据1919年《新青年》的调查，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18万，加上交通运输码头工人12万、手工业工人20万，共计50万。当时，上海城市中人口才200万，工人占了四分之一。

——邢建榕《近代上海不仅是商业性消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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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督抚们对于开矿一事，一部分主张拒绝洋人开挖矿产也不主张自己开挖。究其原因，有的从有碍风水考虑，如两广总督瑞磷；有的从治安上考虑，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有的从民众与洋人之间发生矛盾从而激成外交上的交涉考虑，如署直隶总督官文。丁日昌主张：“五金煤铁等项，非特利源所系，亦军事胜所关……故开矿一层，尤为目前军事饷事之第一要务矣。”刘坤一对此也持赞同态度：“中国煤源甚广，为外洋各国所需，若大加开采，不唯足济中国轮船之用，并可贩运出洋，必有补于国计。”

——摘编自《筹办夷务始末》

材料二：1898年颁布的《矿务铁路公共章程》规定：“集款以多得华股为主……必须先有已资及已集华股十分之三以为基础，方准招集洋股或借用洋款……专集洋股与洋款者，概不准行。凡办矿路，无论洋股、洋款，其办理一切权柄，总应操自华商……”实际上洋商居多数股份，实际控制矿山的经营管理权。这一规定虽然经修订后改为华洋股各半，但同样不能保障华商的自主权利。

    1907年《大清矿务章程》第九款规定：“与华商合股之洋商在中国地方合股开矿止准给予开采矿务之权，以矿尽为断，无论用何方法不得执其土地作为己有……如无华人合股断不准他国矿商独自开采一矿……”在多次中外矿权纠纷中，清政府没有自主性可言，所制定的相关法规毫无约束力。

——据《中外旧约章汇编》整理

材料一：张之洞从1890年至1896年4月，先后动用官款达5，829，629两（包括投产后亏损额）。这批巨款除由清政府拨给部分外，其余全部由张之洞东拉西凑各地方官款予以弥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库空如洗，无力顾及新式工业的需要，加之各省又分摊着战后赔款负担，再也没有余力接济汉阳铁厂的经费。1908年，经清政府农工部注册批准，盛宣怀将“官督商办”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冶萍公司），正式开启了汉冶萍公司“商办”时期。1913年，汉冶萍公司与日本签订了1500万日元的借款合同，以扩大生产为目的大冶铁厂工程相继开工。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债务关系，不得不受制于日本。重息借日债，年年积累，愈欠愈增。从此以后，日本牢牢地掌握了汉冶萍公司，使汉冶萍公司陷入不能独立发展的困境，相反却大大地促进了日本钢铁工业的发展，日本官营的八幡制铁所历次扩建计划就是以从汉冶萍掠夺的铁矿石和生铁原料为依据来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钢铁价格猛涨，而汉冶萍公司因为契约的束缚，致使销售日本的铁矿石和生铁的价格不能提高，坐失发展的良机，从此一蹶不振。再加上国内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爆发，内忧外患，汉冶萍公司终因巨债缠身，入不敷出，至1948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成的汉冶萍公司清理委员会接收为止，既不产铁，也不产钢，从而结束了58年（1890年——1948年）的历史。

——摘编自周建华《汉冶萍公司历史上的三次变革》

材料二：八幡制铁所创立以来的政府投资单位：日元

——李海涛《清末民初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