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和一定时段内的科学成果数超过全世界科学成果数的25％，这个国家在此时段内可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以下是他对近代以来科学中心转移顺序的研究。根据你的判断，表中数码代表的国家依次应为（     ）

材料一   美国是以英国移民为主建立起来的国家，100多年的移民使英国血统在美国建立时占有最大比重。学者王寅在《19世纪美国的英国移民研究》中指出：“1815年第二次美英战争结束不久，英国人移民美国的潮流重新开启。第一个浪潮开始于二十年代，并且由于英国的动乱而持续，直至1842年达到顶峰。40年代后期刺激了又一股英国人的移民潮流，并于1854年达到顶峰。第三次，也是数量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移民潮开始于1879年，延续至1893年经济萧条时期。这一时期英国产业工人到美国后几乎没有遇到歧视，很快在东部和西部城镇找到凭他们手艺就业的机会。美国移民委员会一度发现，较之其他移民，英国移民更多地从事他们在国内时期的相应工业。在一些重要产业，如采矿业中，英国工人从事高收入、有技术的工作，出现了煤矿、铁矿等企业中的领班、监工、经理和专家，甚至矿主。”

关于移民的动机，早先的历史学家认为对外迁移主要是受到英国本土人口的压力、社会经济出现的困境等推力作用的结果。20世纪中叶以来，一些历史学者开始认为对外迁移固然是受到推力的作用，但是拉力的因素，即移民目的地对人们的吸引力，也相当重要，不能被忽视。

材料二   人口过剩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据统计，从清朝乾隆六年（1741年）到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一百年间，人口从1.4亿增长到4.1亿，增加了187.8％。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趋于解体，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失业和半失业的过剩人口，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社会危机。

面对这一现象，梁启超曾提出如能采取先进技术，充分利用地力，“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薛福成主张与巴西、墨西哥等国签订合同，订立协议，“许其招纳华工”。孙中山指出，一方面，“沿海沿江烟户稠密省份，麇聚之贫民无所操作”，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另一方面，西北和蒙古地区，都是“土旷人稀，急待开发”；还有“中国现时应裁之兵，数过百万，生齿之众需地以养”。所以他提出“以国民需要之原则衡之，则移民实为今日急需中之至大者”。1918年出版的陈长蘅的《中国人口论》，认为“今日之中国不能以民众为可恃，而应当力求国民品质与能力之增高”。

——李永芳《中国近代人口管理思想述论》

材料一 乾隆末年成书的《晋游日记》载：“汾（州）、平（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利之十倍者，无如放官债，富人携资入都，开设账局。”咸丰三年（1853）御史王荫茂奏：“闻账局自来借贷，多以一年为期。五六月间，各路货物到京，借者尤多。每逢到期，将本利全数措齐，送到局中，谓之本利见面。账局看后，将利收起，令借者更换一券，仍将本银持归，每年如此。”——摘编自黄鉴晖《山西票号史》

材料二 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于1606年经市议会批准，1609年正式开始营业。这家银行接受存款、转账、开发汇票的业务，它还有权兑换货币、买进金银和外国铸币、铸造法定货币等。当时规定所有价值在600弗罗林以上的票据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办理，所以几乎每个商人都在银行开立账户。但是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不向客户提供任何个人贷款，也不允许私人账户透支。存入该汇兑银行的存款由阿姆斯特丹公司担保，一直到1683年，该银行都为票据交换提供免费服务。尽管类似的银行迅速在汉堡、米德尔堡、纽伦堡等城市建立（据估计，到1697年欧洲已有25家公共银行），但是没有一家银行具有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这样的信用和实力。1721年，该行共有2918个账户，价值共达28886000弗罗林。阿姆斯特丹的汇票是万能的通行证，它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承兑。——摘编自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

材料三 中国出现的最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银行机构是由外国人建立的。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和广州同时开设了分行，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外国银行。此后外国银行逐渐增多，并多集中在上海。1897年5月，清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一家仿效西方银行成立的有限股份制银行，也是中国银行业第一家以“银行”命名的银行。从此，结束了我国银行业只有牌号（如票号“日升昌”、钱庄“福康”等）而没有“银行”字样的历史。以金融业为例，晚清改革后期，帝国沿海城市的金融业已经建立起了严格的信审、银监机构以及相关流程。……到1936年，中国金融机构相对完善，出现了除银行外，还有信托公司、储蓄会、保险公司、钱庄银号、典当等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且资产总额创历史新高，达到了82.06亿元。

——摘编自邵娜、李婧《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16——18世纪，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而欧洲则勉强地用金银去支付它所想要的亚洲产品（丝绸、茶叶、香料等）。……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西方交流出现了新的状况。中国的茶叶、生丝、棉花大量输往西方，以“英国制造”为代表的西方纺织品、机械设备等也漂洋过海，洋人反客为主，得操丝市、茶市之权，华商之业丝茶者，反仰洋人鼻息，厘毫不能主持，在某些地区，洋布排挤了土纱土布，使中国城市出现生产凋敝，经济萧条的状况。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黄君（黄佐卿）于光绪七年（1881年）建丝厂于沪上。丝车仅一百部，各项机械均购自意法等国。惟是时女工都无充分训练，工作不良，丝质随劣；且所有出品须运往外国市场，向绸商兜售，输运需时，周转为难。自光绪八年至十三年，营业失败，资本损耗殆尽。光绪十三年后，丝厂事业逐渐发达，丝车自一百部增至九百部。后法国绸商渐知中国除土丝外，亦有机制厂丝可供应用，乃相率电请驻沪洋商就近采办。此项办法始自光绪十九年，迄今三十余年，未尝变更也。

——摘自《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明确了中国在“十三五”期间需要补齐的“短板”，其一是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强调，要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中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建设生态文明，需借鉴历史经验教训。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9世纪，“雾都”一词成为伦敦的标签。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固然是开天辟地的，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得到空前的变革和发展。……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动了城市化。英国城市人口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还有英国城市环境的恶化……（这个）“自由国度”的环境观念普遍歪曲甚至空白。中等阶层……不顾城市环境和大众的生存，盲目放肆地开发，贪婪地消耗着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和人们宝贵的生命。

——汤艳梅《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城市环境观念及其影响》

材料二： （英国）政府陆续颁布了《控制公害法》》《公共卫生法》《放射性物质法》等法律，并大力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在节能环保方面表现出色的企业和政府机构还会被授予绿色奖章。

——新华网《三个“雾都”如何走出“霾伏”？》

材料三： 下图显示了工业化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

注：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末，是工业化初期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是工业化起飞阶段；从20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后工业化阶段；20 世纪末至今，是信息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