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土地制度，到了明清时期，发展出永佃制。农民永佃权是当时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和深化所引起的。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市镇的兴起，使许多地主由农村迁居城镇，从事工商业的地主或城居而完全脱离生产的地主越来越多。……地主大量地聚集在城市中，对土地无法直接经营，对农业生产也无法干预，在拥有“田底权”（即对土地的所有权）的前提下把“田面权”（即对土地的经营、使用权）转给他人，而坐收地租。佃农，可以把田面权出卖、转顶以及传给子孙后代。……并雇佣了较多的农业雇工，独立自主地支配、经营和使用土地，有的生产商品粮食，有的生产经济作物。在法律上和实际生活中，取得田面权的佃农，与田主“平等相称”。

——摘编自樊树志《明清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一一关于土地所有权分割的考察》

材料二：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土地发展权制度的国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数量增加、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优质农地大量流失，而且危害了农地的生态环境．土地所有权的绝讨性、独占性和完全性与土地利用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英国于1947年颁布《城乡规划法》规定实行土地发展权“国有化”，所谓土地发展权国有化是指一切私有土地将来的发展权（亦即土地变更使用类别之权）移转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独占。私有土地仍然保持私有，……英国设立土地发展权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对土地开发进行有效控制的机制。该法实施后，英国开发土地的势头立即得到遏制。土地发展权制度的建立，丰富了土地权利体系内容，推进了土地权利体系法制建设。解决了传统土地权利不能解决的现实问题。但土地市场的买卖几乎陷于停顿。迫切需要使用土地的人，往往从黑市获得土地，土地隐形市场活跃。原私有土地所有权人在失去土地发展权的同时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保护土地的积极性不高；土地开发商因此增加了负担，无形中等于提高土地市价。土地发展权国有化使土地市场发生闭销，阻碍了土地的正常使用。

——摘编自刘国臻《论英国土地发展权制度以及时我国的启示》

材料一：在12世纪的前半叶，当（南宋）朝廷刚迁都杭州的时候，该城的规模很可能与中国的其他省城相去无几。1126-1138年间，北方诸省的移民潮使得居民人数突然猛涨……尽管兴建了大量房屋，住房问题还是未能解除。13世纪中叶，城区已布满建筑物，街面和巷道互相连通……建筑用地极端缺乏，而人口又在增加，势必要求建筑多层的楼宇……鲍南丁的笔录有时说到10层得房子，有时每座房子居住10户人家。不管楼房是公产还是私产，租金都是按月支付。'那些属于国家的房子由一个特设的机构——楼店务管理。我们不了解房租的数额，但既然房屋缺乏，而朝廷又屡屡颁令宽限交租的日期，就可以限定房租是沉重的负担。

——摘编自【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材料二：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度，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大批拆除。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布莱得弗德、巴门一爱北斐特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房短缺曾经具有急性发作的形式，且现在多半还像慢性病似的存在着。

——摘编自【德】恩格斯《住宅问题》

材料一：所谓“富民”阶层，是中唐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又称“富室”“富家”“富户”，还可称“大姓”“望族”“豪族”“兼并之家”等。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也包括了以工商等其他途径。作为一个在社会经济分化中产生的新兴阶层，“富民阶层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显著特征，即没有政治特权，仅仅占有财富和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依然属于“民”的范畴。作为富民家庭，维持其家业不败，一是靠财富，二是靠文化教育。明代影响较大的富民大姓，大多是发迹于宋，壮大于元。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从事手工业、商业的富户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发展起来。时人王世贞曾指出：“盖东南者，国根本也。富民者，东南所恃以雄者也”。到了清代，富民阶层仍是社会上最具有影响力的阶层之一。在拥有经济力量之后，富民努力通过读书应举，谋取政治权力，出现了“百姓之富者争出金钱而入学校”的状况。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璟《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18世纪的英国尽管存在严格的社会分层，但社会分层并非一成不变，它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其典型特征是出现了更多向上、向下的流动，而这种流动同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过程相吻合。英国贵族的开放是单向度的，主要是允许贵族家庭成员向下流动，社会的中下层几乎不可能成为社会上层的一员；中间阶层不仅在数量上迅速扩大，而且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正在变成一个界限逐渐明确的集团，他们以自己的商业财富和生活背景为荣，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并开始谋求政治权力和地位；社会下层逐渐向无产阶级过渡，为新社会准备了一个重要的部件。社会流动是英国社会整合的一种有形方式。

——摘编自舒小昀《18世纪英国社会流动分析》

材料一：随着工厂的广泛建立，妇女和儿童像男工一样长时间工作，同样在闷热、潮湿和毫无安全设施的车间工作。为了改善工人工作状况，社会改革家罗伯特·欧文亲自创办新纳拉克工厂进行实验，并于1815年提出改善童工和成年工人工作状况的立法草案。

    为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在整个18世纪一直不断颁布、修正工厂法案。工厂立法经历了l802——1831年的探索时期、1833——1867年的确立完善时期、1871——1901年的成熟强化时期三个阶段。实际上，英国政府对于工厂立法的态度与自身管理方式的改变是同步的。有学者将英国中央政府的管理以1870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1835——1870年的分散式的管理阶段，这一阶段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不强，全国管理较为混乱，地方政府腐败和低效问题严重。19世纪70年代以后为权力日益集中阶段，开始了中央政府部门对地方政府的统一协调过程。

——《19世纪英国工厂立法初探》

材料二：清末经济立法是清政府为摆脱困境、挽救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而进行的一场法制变革运动。1902年清政府在修律上谕中提出“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针，指示修律大臣“按着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1903年的）《公司律》基本上是参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法。《公司律》明确规定以确定商人权力为中心，给予商办公司与官办、官商合办公司同等的法律地位，同享“一体保护之利益”，这就使民族工商业的权利得到法律的维护。（1903年的）《简明商会章程》规定了商会具有的社团“法人”地位，商会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活动的主要阵地。

——《清末民初经济立法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