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到战国之世，世变益亟……古代的贵族，其地位，是与君主相逼的，起于孤寒之士则不然，君主要整顿政治，扩充自己的权力，都不得不用游士。……于是君主与游士结合，以打击贵族，贵族中较为有用的，亦不可不引用游士。选举之局益盛，世袭之制愈微。

材料二：汉高祖初得天下，即下令招贤。直到汉武帝，这一趋势达到正式的法制化……这样由教育与行政服务之实地观察，与选举与考试四项手续，而始获正式进入政府。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三：魏、晋时代……乃因当时地方骚乱，交通阻梗，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能力有限，全国选举难于推行，乃由中央指定各地域服务中央政府官吏中之性行中正者，采访同乡舆论，开列各地区人才，造成表册，送政府作为录用之根据。——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四：（隋朝）明确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律由尚书省所属吏部任免，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与此同时，选举权也集中到中央。……代之以科举制。科举制的特点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首先设立秀才、明经等科……一律按才学标准录取……隋炀帝时增设进士科，放宽录取标准。——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一：中国法典的缘起与（罗马）查士丁尼法典的组成方式有相同之处……限制《中国法典》之外的出版物的发行（政府除外），罗马亦是如此：两国都各自以公告、律令和诏书等形式立法，还有诸如过继、家庭财产共同占有关系等都有相同之处。

——田涛《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接触与碰撞》

材料二：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贵族垄断法律，坚决要求把成文法律公布出来，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和其他权利。汉文帝接受贾谊的“儒家‘兴礼乐’，更新秦朝法律，‘刑不上大夫’”的建议。汉律规定，对普通人犯随时逮捕，对有贵族官僚身份的人犯，如需要逮捕的，必须先奏请皇帝批准，逮捕后不加刑具，以示宽容。刘邦时，法令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吕后、惠帝时规定“市井子孙不得为官吏”。

——据李小兵《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整理

材料三：罗马帝国时期查士丁尼皇帝敕定的《法学总论》中明确界定：“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法律的目的是保证“正直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人生而平等，任何人都享有不能剥夺的一些基本权利；法是最高的理性；法是一种最高权利，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正义和非正义的人的标准。”法制史学者将唐高宗时颁行的《唐律疏议》与“罗马法”相提并论，并视之为古代中华法系的代表著作。《唐律疏议》首篇开宗明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可见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实质上是“以法制国（the rule by law）”而不是“法治（the rule of law）”，不过是君主用刑罚律令来控制臣民罢了。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实际上，让每个人有尊严生活的民主政治制度，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培育这种制度的土壤。先秦中国不例外。之所以先秦中国与古希腊雅典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当时两地强者、掌权者追求政治利益的主观欲望与维护既得利益的客观统治手段的差异所致。客观统治手段的差异，包括对被统治者的欺骗技巧是否高明以及是否采用斩草除根式的残暴镇压等。强者、掌权者的主观欲望与客观统治手段的差异，决定了先秦中国与古希腊雅典形成不同的政治制度的结果。

——陈忠云《先秦中国与古希腊雅典的比较》

材料二

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关系在今天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人民与代议机关的关系上，“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其二，在代议机关和行政、司法机关关系上，后者由前者产生，它们是单向的制约关系，而不是双向的制衡关系，即遵从议行合一的原则；其三，在行政、审判、检察机关之间存在着分工和相互制约，这和“三权分立”有本质的区别。

“三权分立”下，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相互制约、彼此牵制，那么，也就意味着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机关要受到非选民选举产生的力量的制约，这实际上降低了立法机关的地位，使“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落空，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姚爱芳《中西政治制度基本原则比较与当代中国的选择》

材料一：“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明主之所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则上尊而不侵。”

——《韩非子》

材料二：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符合自然的，适用于一切人的、永恒不变的、真正的法——正确的理性。……用人为法（人定法）来削弱它，在道义上永远是不正当的；限制它发挥作用，也是不允许的；使它全部无效，更是完全不可能的。

——西塞罗

材料三：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如果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有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则一切便都完了。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